自由主义者以赛亚・伯林曾有刺猬与狐狸之说，大意是狐狸知道很多事情，狡猾善变，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专一精深。这个比喻在中国得以流行，要
拜李欧梵所赐。他自称狐狸。狐狸为文，自然多变，散文随笔如《狐狸洞话语》，小说如《东方猎手》、《范柳原忏情录》，学术著作如《现代性的追求》、《铁屋中的呐喊》，林林总总，居然都能流行，渐次成为华人地区小资的枕边书。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开始打造“李欧梵经典系列”，准备将其著作“一网打尽”。那么，李欧梵本人是如何理解自己的作品的呢？记者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问：内地的小资好像很追捧您的文章呢。
答：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很好玩的讽刺。其实我很反潮流的，比如我喜欢古典音乐；穿衣服很保守，不穿名牌。我不追潮流和时尚，结果自己却成了潮流和时尚。不过我并不反感这个现象，也不贬低小资们。可能是因为中国小资和美国的不一样，除了喜欢听音乐，喜欢电影外，他们还看书。听说他们都喜欢看米兰・昆德拉，那他们喜欢看我也挺不错。
问：对于自己的作品流行，您怎么看？
答：有人看当然好啊，写东西就是为了给人看的。不过另一方面，其实我很害怕成为明星，我只喜欢和真正看我书的朋友交流。所以我如果去内地，不喜欢大张旗鼓见很多人，只想跟几个好朋友私下里见面、聊天。我也不喜欢中国的学术会议，动不动就一两百人，规模很大，人很多，场面很正式。其实一二十人就行了，一起看书、讨论，安静地交流，这样才有效果。
问：当初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答：写作本来不是我的人生计划。我高中时想学戏剧、电影，还想当指挥家，读大学时想过当外交官，后来研究文学和近代思想史，是做学术。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上课，讲西方老电影、都市文化和印刷文化之类的。总之，写东西，而且写得流行起来，完全是个意外。我最早开始写东西是在台大读书时，给《大华晚报》写影评，写新片开拍的消息，还有明星私生活什么的，那是为了能看免费电影，兼赚稿费，自己完全没有当回事。1968到1970年间，我在欧洲各国游学，写了几篇游记和观感，1975年便结集成《西潮的彼岸》出版，1980年出了本《浪漫之余》，1986年在香港出版学术性的《中西文学的徊想》，就这三本书。这之后，直到我从哈佛退休，再没写过东西。集中写东西是在上世纪末，我退休后回到香港，重回华人世界，有很大的感触和思想，又有时间，就开始写了。
问：什么东西对写作的影响最大，学识、文笔还是生活经历？
答：三样都很重要。我个人生活很简单，但很重视生活质量，对日常生活有深层反思。我走在商场里，有时候会突然想到本雅明所谓的“都市漫游者”，这就进入学识的层面了。其实我的文笔很差啊，能表达意思就已经不错了。
问：说说您的语言风格？
答：嗯，我虽然治学术，但不喜欢故作艰深状。我觉得自己的学者散文或小品文间接受鲁迅杂文的影响。我不喜欢用大字眼，反对华而不实，故作深刻，卖弄学问。我很关心香港文化，香港的文化常常是很浮的，很商业化，我就故意把文字写得很典雅，就是要展示文化并不仅仅是用来消费的，还可以供享受、欣赏。
问：个人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答：都不满意。最珍贵的是《过平常日子》，我和夫人李玉莹合作的，爆隐私的哦（笑），有我们的私信。它主要是讲老年人的爱情。另外，我太太有忧郁症，我公开写这些，是想唤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同情心和关注。长期以来，有三个东西影响着我的写作，婚姻、文化和音乐。婚姻的影响最大――但其他两个因素的影响也很大。
问：近期有什么写作计划、出版计划？
答：恐怕我会一直不断地写下去，现在自认为是乐评家、影评家，这方面写得比较多。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作家一定要写，不写生活就缺点什么，写作让生活更充实，而且可以超越生活，弥补现实的不足。以后我的书都会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他们正在做“李欧梵经典系列”，已经出版了四种：《我的哈佛岁月》、《我的音乐往事》、《西潮的彼岸》、《中西文学的徊想》，即将推出的有《我的电影经典》，还要十来种会陆续出版吧。我们合作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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