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标志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开始步入最为活跃与繁荣的时期。而苏州地区以其特有的经济及人文诸方面的强势地位，在中国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以苏州为主要视点，锁定17世纪的一百年，考察了我国古代白话小说迅速崛起
苏州，对明代来说，是一个包含丰富历史内涵的地方。早在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雄天下时，苏州就显示了极为突出的地位，特别是中明以后，它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的重要性日渐显露。可以说，在这些方面，苏州都堪称明王朝的一个重要中心，与北京、南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在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苏州可称为首要地区，作为首都的北京和作为留都的南京都比不上它。苏州的重要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诚如书中所说：“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地区出现过如此全面发达的文化、如此全面繁兴的文学。”作者此言，实意味着在我国文化史上曾产生一种引人注目的“苏州现象”或“苏州奇迹”。
考察白话小说之生态状貌，作者的着眼点是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这两个环节或阶段构成白话小说的文本生成和审美接受，即从写作到阅读、从作家到社会、从个体到大众密不可分的整个流程。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创作的兴盛，就没有大量的白话小说诞生；没有传播的发达，作品就不会广泛流布，影响深远。二者相辅相成，彼此促进――创作之兴盛必然扩大传播的市场，传播之发达反过来极大地刺激创作的强劲势头。
17世纪的苏州是怎样在创作与传播两个环节构建白话小说生机勃发的生态环境的呢？本书从城市化转型、两极张力下的文学新变、白话小说的文人化进程、小说创作与传播的文人群落的兴起、多层次多元化读者层的形成、阅读风尚和人际传播网络的建立、书坊和刻书业的兴盛以及苏州说书活动、戏曲演出活动对小说创作传播的促进等方面作了十分全面而又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例如作者指出，17世纪苏州“文人阅读圈的形成和稳固”，“一方面是白话小说文人化的结果，说明其已得到文人的认可和接受；另一方面，这个接受群体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与愿望，从而为白话小说的发展确定了指向，使这种文体的文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且“使白话小说不断地超越‘浅俗’”，由此在雅与俗、文人与大众之间建立审美的张力，从而获得艺术活力和接受市场。这便在一个重要的环节上揭示了白话小说的生态背景和兴盛原因。
苏州不仅在17世纪为小说通俗化、大众化进一步铺平了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小说通俗化、大众化构建了文化系统和文化机制。应该说，白话小说之兴，并非始于17世纪的苏州，这一点已有论者清楚指出：“当考察通俗小说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从嘉靖到万历前期时，创作与出版的中心是福建，准确地说是福建的建阳地区，而不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江浙地区。”（陈大康《明代小说史》）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本书所指出的：“从万历中期以后，白话小说刊刻出版的中心逐步移向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并形成新的地域分布。”其中，苏州自万历中期即17世纪初则成为白话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
白话小说既是17世纪苏州文化的重要产物，又是17世纪苏州文化的一种标志。这种认识实已意味着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苏州化”，从写（创作）、刻（出版）、售（传播），到读（欣赏）、评（总结）、讲（说书）、演（小说、戏曲互动），每一个环节不仅都在苏州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上产生，而且绝不能脱离苏州特有的人文环境而进行，也就是说白话小说的文化品格必然与苏州地方文化品格高度融合，这种融合就是白话小说的“苏州化”。
《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许振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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