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逸书，现在的通行本是清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不是原书。这个辑本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但其工作疏忽而漏辑
陈尚君，1952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于唐代文学文献的搜集和考订、唐宋作家生平和著作研究，用力较多，近年亦从事历史文献学和石刻文献学研究。
陈尚君教授辑纂的《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堪称近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硕果。
日前陈麦青先生将这十巨册征求意见稿扛到我的病榻前，令我一见便吃惊，没想到尚君先生十年磨一剑，竟磨出了这样一把“巨阙”。虽然眼疾在等候开刀，我还是用一只眼，急切地读了。但只匆匆?绎四册，却已令我钦佩，以为尚君先生的“新辑会证”，无论辑佚、补阙、排纂、还是会校、辨伪、考证，成绩都超过了清代四库馆臣邵晋涵。
18世纪中叶以后，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佚书计三百七十五种，其中史部四十一种。而邵晋涵（二云）纂辑的《旧五代史》，向来被认为是《永乐大典》辑佚书中所费功夫最繁难的一种。原因如梁启超所说，此书久佚，散在《大典》各条，“篇第凌乱，搜集既备，佐以他书，苦心排比，乃克成编。”于是邵辑百五十卷，即被清廷列入“正史”，为二十四史之一。那以后，由于《大典》仍深藏秘府，先遭家贼（内阁中书、翰詹官员之类）不断盗窃，继遭外寇（八国联军）哄抢，因而《旧五代史》想重辑重校也难，后人虽有增益，止于补缀而已。
所以我首先佩服尚君先生的勇气。上世纪不断有名家提出《旧五代史》应该重辑重校，唯他下决心全面地付诸实施，而且一做十年，可谓能耐寂寞。我又佩服尚君先生的眼光。因为《永乐大典》固然未必属于“古今最拙劣之类书”，但当年在明成祖淫威下从事斯编的学人，抄撮时随意摘录删节，致使邵晋涵不得不遍索两宋群书，给《大典》各条补阙。尚君先生更将文本的搜集范围扩大到史部以外，征引其他诸书，包括笔记小说之类，这很不容易。我也佩服尚君先生的方法，能将清代汉学的音训考辨辑校等方法综合运用，并汲取清末民初学者借用西方近代逻辑发展的所谓科学史这一科学的方法，在“新辑会证”中运用得颇为自如。
“关键是充分利用《册府元龟》”，这是《新辑会证》的突出特点。上世纪学者们早就提出，对于考订晚唐五代的历史，《册府元龟》应属最大的资源。问题是它引录史料不注出处，虽然其中大量摘引薛史，但薛史本身就主要依据五代列朝实录改撰而成。因此要用《册府元龟》保存的材料，恢复《旧五代史》的文本旧貌，最大难题就是辨别其中的实录与非实录，后者可能摘自薛史。在缺乏本校依据的现在，主要依赖他校，辅以理校，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薛史的本文遗存，无疑十分困难，稍不慎便可能张冠李戴。以往学者常说重辑《旧五代史》，应该利用《册府元龟》，思路不错，真做起来，成果不是零散，便陷于推测。一个原因，似在历史与文献二者的研究双不足。
尚君先生重视前人思路，但我?绎《新辑会证》几个主要部分，发现他利用《册府元龟》，的确“充分”。表征就是他的文本考证，重心放在力求厘清《册府元龟》五代史料中的实录与非实录。排除其中直接抄撮的五代列朝实录，又对非出自实录的材料可能来源，进行缜密的考证，力求辨认哪些条目袭自薛史本文。他的分析和判断，或许仍可商酌，但全书正文4500余页，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言必有据，征而后信，并坚持疑以传疑，避免武断。
正因如此，作为中国史学史的从业者，以前我常对清代考史名著有微词，常对南江一派自命浙东史学嫡传的论著有批评，但粗读陈尚君教授这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第一印象就极佳，以为总体成就超越了邵晋涵纂辑的《旧五代史》。
我不以为经史考证今必胜昔，更不以为清代汉学的经史考证已达顶峰。但近三十年海内的传统典籍整理，量多质次，而且每况愈下。近年国家耗巨资资助的清史典籍出版物，部部谬误百出乃至千出。这使我更感到陈尚君教授沉潜敬业精神，在海内中年人文学者中可谓凤毛麟角，并敢说他的这部巨帙，至少在此后一世，将无人可能超胜。
陈尚君教授将他的这部宏编，作为“复旦大学百年华诞志庆”的献礼，表明近年复旦校方，对于人文学科的“纯学术研究”，已有了解的同情，并给予物力的、心力的支持。而复旦大学出版社，十年如一日，从各个方面为人文社会诸学科的著编译书提供条件，从组稿到出版，都着眼“文质彬彬”，所出好书日多，在这部《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可谓再见成效。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12册），陈尚君辑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380.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