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书》，刘伯山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在这些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只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其大规模的发现并获得确认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就发现有近10万余件，其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大，曾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极大影响。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徽州文书》（第一辑）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和黄山市祁门县博物馆所藏徽州文书4000多份。第一卷至第五卷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2000多份，第六卷至第十卷收录了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2000多份。这些文书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徽州文书》（第一辑）所收录的徽州文书，是徽州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内容极为丰富，种类繁多，既有田地、山场、房屋等的大小买卖文约、招承租约，也有宗族文书、立议合同书、乡音字类、风水图册、各种日用类书等，所涉内容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
该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归户性。徽州文书得自于民间，从该书编辑者所写的各户文书“寻获记”可以看出，该书所收录的各户文书，或是编者自己亲自到农户家中收购，或是通过小贩收购，是真正来自于民间的藏品。从文书内容来看，文书都是老百姓对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实录，是货真价实的民间档案。更为难得的是，编辑者从收购、典藏到整理，有意识地保存了文书的归户性，使一家一户的文书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该书收录了“伯山书屋”藏黟县文书十户、祁门博物馆藏祁门文书五户。其中环砂程氏文书是分量最重的一户。此户文书总计1300多份，最早的为明朝宣德四年（1429），最晚的一份为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时间跨度达500余年。此户文书也是到目前为止祁门县博物馆馆藏归户文书中最多的一户文书，对研究一个宗族，一个村落，甚至对研究徽州宗族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二是收录的范围扩大了。目前人们已知的徽州文书大多集中在祁门、休宁、歙县，尤以祁门最多，而黟县的文书极少。该书首次将这么多的黟县文书公之于众，弥补了已知徽州文书地域分布上的不足。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就经济史领域来说，文书涉及土地制度、家庭财产、商业活动等诸方面，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例如，过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家族规约，对土地产权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在土地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除签订契约外，卖家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还要将上手契（这块土地历次交易的契约文书）交给买家。所以，这些保存完整的文书，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产权的变动情况。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所收的家族文书，涉及宗族祠堂、分家析产、处理纠纷等内容，是研究民间社会的重要资料。此外，这批文书对研究民间法、民间习俗以及民间书法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将这些民间历史记忆资料善加利用，可以大大地丰富历史内涵，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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