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先生以兼擅考论、贯通文史的学术造诣，又特具人文情怀，以为文学史也是作家知识分子的灵魂史，于是，自1986年出版《唐代科举与文学》以来，20年间始终执著于古代作家灵魂史的探询分析，其研究成果早已产生重大影响，而2005年l2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唐翰林学士传论》则堪称代表。
《唐翰林学士传论
》对唐代翰林学士群体的深入分析，成功实践了作者强调从系列化个案研究着手，通过剖析唐代这一特殊群体文人的参政生活和文学创作，最终把握这类特具中国历史典型意义的“政治型知识分子”所真实存在过的文化心态及其相应的文化世态。在这方面，《传论》上编所收论文体现得最为充分。其中《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一文就是典型的例证。文章这样分析白居易元和二年至六年任翰林学士时的心态：“作为一个文人，特别是像白居易那样深具历史传统而又富有现实思考的作家，处于翰林学士那样的政治环境，其心境是不会平板的。一方面他感到机遇难得，荣幸异常，一首作于元和四年的诗就以热情的词句歌颂当今的圣世：‘元和运启千年圣，同遇明时余最幸’；‘步登龙尾上虚空，立去天颜无咫尺’；‘身贱每惊随内宴，才微常愧草天书’。即使以讽刺现实著称的‘新乐府’，也有谀颂之作，如《贺雨》，说元和三年冬至第二年春一直未有雨，大旱，皇帝下了自检讨的‘罪己诏’，就马上见效，‘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下起了大雨，于是‘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但另一方面，假使只写这样的诗，白居易就不成其为文学史上的白居易了。”进而指出白居易“对宦官的专权，方镇的跋扈，地方官的向上纳贿，皇帝宫内的私下聚财，都敢于直言极谏”；但是因为直言无讳，不会揣摩圣意，引起宪宗皇帝的不快，也与其他人产生隔膜，所以白居易受到刺激，感到十分孤独、寂寞：“谬入金门侍玉除，烦君问我意何如。蟠木讵堪明主用，笼禽徒与故人疏”(《答马侍御见赠》)，“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冬夜与钱员外同值禁中》)。后来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之时，通过自己对五年翰林生活的反思，已经领悟到他自己被贬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盗杀武元衡后的越职上书，而是因为自己任翰林学士期间直言进谏，多触忌讳。正是基于这样的梳理考释，作者最后深刻地揭示了白居易思想、心理的变化对其文学创作的重大影响：“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我相信基于人文关怀的学人都能领会到这一研究视角的学术方法论价值和深远的思想意义。
同时，《传论》还在史料辑集方面多有拓展，并具体纠正了史书中的某些误载，因此就具有充分的史料意义。《传论》下编所收作者所撰唐玄宗至敬宗朝翰林学士七十五人新传，侧重任职期间的参政、生活与文学交往，并对入院前的有关文学交游给予必要的关注，既避免与两《唐书》重复，又凸显了立传者特有的史家意识。
由此可见，《唐翰林学士传论》兼得翔实考据和透彻论述之力而显示其学术的高品位。《传论》的成就，使人们对傅璇琮先生规划中为有唐一代二百几十位翰林学士一一立传的专项研究，更加期待。
（《唐翰林学士传论》，傅璇琮著，辽海出版社200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