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圣母公墓米高扬之墓
莫斯科河蜿蜒曲折，千百年来不倦地从莫斯科城南流过。随着市区的扩大，现在已经是穿城而过。克里姆林宫就在河的北岸，在它的西南方不远处，有一个
有趣的是，进了这个公墓，见你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大多会领你去看赫鲁晓夫的墓。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还知道他和毛泽东“吵过架”，因此认定来访的中国人必定有兴趣去看那用石头砌成的半白半黑的墓。中国人在这墓前用去的胶卷也确实不少，我自然也未能例外。我去的那天天气晴好，树荫下的一切本来就有明有暗，加上这深有寓意的黑白两色石料，那座墓的色调就显得更为丰富。
赫鲁晓夫下葬那天，有一个迟到的花圈格外引人注目。那是有“苏联政坛长青树”之称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ич Микоян,1895-1978）送的，他读了报纸才知道这位老朋友去世。七年以后，米高扬自己也安息在这同一个公墓里，与他作伴的还有家族其他好几个成员，包括“米格”飞机主要设计师之一的阿尔腾・米高扬（Артем И.Микоян）。
米高扬墓地旁边就是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的墓，确切些说是他妻子的墓，因为墓碑上刻着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秋日娜－莫洛托娃（Полина Семеновна Жемчужина-Молотова）的头像和名字（热姆秋日娜是她娘家的姓），莫洛托夫自己，只有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像片，注明他的生卒年份，放在妻子的墓碑前。相框已经破损，而且一个边框已经不见了。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1948年曾经被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1899-1953）指控与犹太复国主义有牵连，不但被开除出党，还被逮捕进了监狱。莫洛托夫拒绝谴责妻子，并且没有接受斯大林提出的与妻子离婚的建议。他们墓前总摆放着一些红色和白色的鲜花，但莫洛托夫自己是红是白还是别的什么颜色，恐怕就不大容易评说了。他原来的姓是斯克里亚宾（Скриабин），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是他参加革命以后用的假名，来自俄语“молот”（锤子）。早在1921年他就当选联共（布）中央书记，1926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起担任人民委员会（1946年改称部长会议）主席。1939年5月，极力反对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犹太人李维诺夫（Махим Махимович Литвинов,1876-1951）去职，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当天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军民粉碎法西斯进攻的就是他。后来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亲自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改任副主席，仍兼外交部长。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К. М. Симонов）是一个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做过认真反思的人，在他的辞世之作《Глаз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Мон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И.В. Сталине》（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里，对莫洛托夫有这样的叙述：
“大约从1930年开始，莫洛托夫就是和斯大林最接近的人，在我们眼里他是为斯大林分担国家大事的最突出、最重要的人。”
“在我们的记忆里，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亲密战友中还有别的人――有一个时期好像是伏罗希洛夫，有一个时期是卡冈诺维奇，有一个时期甚至是叶若夫。而莫洛托夫则像个常数，始终不变，他在我们之中，在我这一代人中享有最坚定和始终不渝的尊敬和推崇。至少在1948年前大致是这样。”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据我深信不疑的看法，（莫洛托夫）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发自内心感到深切悲痛的人。这个坚强的人是在斯大林灵柩前发表讲话的人里唯一噙着眼泪的人，尽管似乎正是他最有理由为斯大林去世感到轻松、自由，感到自己从此可能受到公正的对待。”
他写下这些话是有原因的，在联共（布）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西蒙诺夫听到了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严厉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指责。如果注意到这时莫洛托夫的妻子正在坐牢，人们就有理由对斯大林的做法做种种猜测。斯大林死后，西蒙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专辟的房间里读到一些只有中央候补委员以上的人才能读到的保密文件，它们表明斯大林自始至终直接参与了所谓“犹太医生杀人案”的炮制。这个冤案，莫洛托夫妻子的案子，还有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全都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战争期间作为随军记者的西蒙诺夫见过斯兰斯基，在斯洛伐克起义以后，他正好带领起义军与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会合。“犹太医生杀人案”中的医生，也有西蒙诺夫认识、并且给他看过病的人，所以他写道：“这一切都不能令人相信，好像是一种海外奇谈。”
回过头来再说赫鲁晓夫，1959年9月他对美国进行了两周访问，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出风头的时候。动身前两天苏联刚好用“月球2号”（Луна-2）把一面苏联国旗送上月球，从苏联到美国以及在美国从一地到另一地，赫鲁晓夫乘坐的都是“图-114”喷气式客机。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因为美国还没能生产出与之相当的飞机来。“图-114”的设计师安德列・图波列夫（Андр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уполев）因健康原因未能陪同赫鲁晓夫旅行，由他的儿子代替，但1972年去世以后却安息在这同一个公墓里。他的墓碑堪称石刻艺术的精品，浮雕的头像以正面向人，风格明快。它似乎告诉我们，专注于技术的人毕竟与政治家有别。
在新圣母公墓，还可以找到作为苏联公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他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安息这里半个多世纪以后，苏联会解体，按照现在的情况他应该算乌克兰人。前几年中国人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搬上了电视屏幕，合作者便是乌克兰。我有时想，奥斯特洛夫斯基要算幸运者，因为曾经对塑造中国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起过重要作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例如《真正的人》、《普通一兵》、《青年近卫军》和《日日夜夜》，大都已被我们遗忘，现在还得到青少年教育专家青睐，被他们列入推荐书目的，似乎只剩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
这个公墓还安葬着两个中国人，即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面的两个，孟庆澍和葬在她墓里、比她有名得多的丈夫王明。那座墓其实也不妨一看，因为“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而且在王明之后，中国革命与建设仍不乏受“左祸”之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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