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岩，1963年出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兴趣广泛，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国近代史学史，出版有《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年史话・史学史话》
等。
报刊亭的窗后摆着《美文》杂志。有人凑向前来，赫然瞥到，立即大叫一声：呵！“美女”，来本瞧瞧！
又过来一位，同样不管不顾地吆喝：嗬，“姜文”也出书了？买本瞅瞅！
这是《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讲述的一个小故事。平时读书，每感异样，便想到这个谑而不虐、谐而寓庄的小故事。
这不，友人送来程亚文君的《渐入常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说这本书代表了70年代新进学人的言说，颇可一读。我读了，确实非常感佩。特别是作者超博宏大、审视全球的眼光，真让我不禁而生后生可畏之感。可是，有些地方，却总觉得似乎与贾平凹的故事有点像。
比如书中说，日本首相小泉能访问朝鲜，说明他想“把日本与朝鲜两个国家积年来的是非放在一边”，“是为了有意识地推动某种善的目标”，是善于“忘却”过去包袱的结果（第190页）。可是，我清楚地记得，小泉访问朝鲜前曾定下的一个原则，即只与朝鲜领导人握一只手，而把另一只手放在背后。不消说，即便在北京六方会谈中，日本人也念念不忘他们所谓的绑架人质事件。
无独有偶，魏得胜君所著《历史的点与线》（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则写着这样两句话：“美国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光宗耀祖的情结”；“或许现实的美国人感到这样做是无聊透顶的事”（第3页）。可是，哪个民族会没有光宗耀祖的情结呢？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我知道，他们出版的本国史书，可称数不胜数。
显然，读书写作，须把搞清基本事实摆在第一位。“事实”是个争论颇多的概念。但是，我以为，在“秦始皇是个男人”这类“基本”意义上，“事实”概念是能够成立的。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那就很可能把“美文”当作“姜文”或“美女”。
所以搞不清事实，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以表象或形式代替了本质或实质。“美文”、姜文”、“美女”确实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因此，把它们牵扯到一起，倒也事出有因。但是，这样做毕竟不伦不类。可是，我感觉，“形式主义”（或曰“模块化”），拘于表象（美其名曰现象学），不仅在文学批评与创作中，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似乎都成为了某种“集体潜意识”，颇有习惯成自然的态势。
我在程君的书中，就发现了将塔利班首领奥马尔与越南相互牵连的内容（第184页）。魏君则把刘邦与杜月笙放在一起，说他们都是“了不起的流氓”，“都属于有大智大勇的那一类”（第82、84页）。而在《历史在这里哭泣》（花山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中，作者熊飞骏君说，唐朝的地位“和今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差不多”（第106页）。其首都长安“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第75、218页）。每读到这类句子，我都有些诧异。
与形式类比相伴随的，往往是“丐词”。所谓丐词，亦即把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论题的根据，故又称为“预期理由”或“窃取观点”。贾平凹故事中的主人公，就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个方法。在阅读中，我们很容易碰到丐词。其具体表现，或者是提一个不现实的要求，然后予以指责；或者是虚拟前提，然后展开论述；或者是以议论代替实证、以联想代替分析、以思想火花充当系统思考、以文字优美表示说理透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比如程君问到，假如塔利班在“9・11”事件前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它还会与本・拉登沆瀣一气吗？假如塔利班强大到足以控制整个阿富汗，恐怖组织在阿富汗还会那样容易生长吗（第192～193页）？他又问：“现在的阿富汗，谁能像以前的塔利班一样来创造和提供秩序与安全感呢？”（第185页）魏君则对秦始皇下断语说：“秦始皇不知道有什么希腊雅典之类，他只知道天下只有一个中国，所以他要在这片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搞出一套具有嬴秦特设的社会制度。”(第281页)这些，是否均属于虚拟前提呢？
我绝对无意批评上述三本书。事实上，它们均不乏优点。我只是想提个醒儿：在我们的写作中，得尽力避免发生贾平凹所说的那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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