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日本学人与国策的“瓜葛”

《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像日本人那样做学问》（2006年3月1日第10版）的文章，该文是这样结尾的：

……更值得我们感佩的是，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胜，但他们的学人并没有蔑视中国，而是更加热心地研究中国，虽然这些研究与日本的国策及战略毫无直接瓜葛。

我想从纠正上面这段话中作者的一个说法谈起。“这些研究与日本的国策及战略毫无直接瓜葛”中的“毫无”两字值得商榷。据我看，相反，“直接瓜葛”是很明显的。这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说明。

第一、“他们的学人”中有主动地与“日本的国策及战略”站在同一阵线、“将自己的立场与日本帝国主义之中国经营的立场等同观之”（子安宣邦语）者。内藤湖南就是其中的典型。这只要细读他的《支那论》（1914年）和《新支那论》（1924年）就可以一目了然。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在《近代知识与中国观――“支那学”的成立》（收入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文中已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了。

第二、“他们的学人”几乎没有不被“日本的国策及战略”差遣和利用的。近代日本稍有成就的中国学学者，几乎都以各种名义，有的甚至多次来到中国访学。正如桑兵在《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文中所说，“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陆政策的大背景下，留华学生无论类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学问者，也不能不受此制约。其考察研究活动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国研究很快发展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的重心之一，同时又往往成为日本政府甚至军方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依据，服务于所谓‘日支提携’、‘东亚共荣’的国策。”比如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多次来中国，他自己曾说“因为常常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旅费补助，所以文化事业部需要的时候就难以拒绝。”1932年8月，服部宇之吉推荐他作为参加联合国的李顿调查团日本参事官伊藤述史的随员到中国，虽然不是为了访书，他也只好欣然接受（《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275页）。这件事，甚至在他的葬礼上还被作为对国家做出了贡献的大事来加以表彰（川濑一马《葬仪式辞》，《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别卷）。

第三、“他们的学人”有不得不为“日本的国策及战略”出谋划策者。比如狩野直喜，他一方面力图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一方面又“不敢自揣”、不得不为军国主义的所谓“对支文化事业”献计献策，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参见拙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第五章，商务印书馆，2003年），可谓这方面的典型。

如果我们正视这些“瓜葛”，就很难笼统地说“他们从来就不考虑”“这些学问究有何用”，也就很难笼统地说什么“他们追寻为学问而学问的纯粹中国学”了。

至于“他们的学人”在甲午战争之后如何“蔑视中国”、如何“向中国人夸耀日本的文化和学术”，这关涉到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近代日本的“皇国观”和所谓“大东亚文化”观，这些重大的问题具有远远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够承载的分量。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随意地将自己的一厢情愿轻易地投影到一个尚不熟悉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上，是很危险的。日本的中国学，实际上具有非常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像日本人那样做学问》中多次出现“日本的中国学”这个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笼统、需作具体分析的概念。大体上说，在明治时代及其之前，日本研究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汉学。日本中国学的发生是近代之后的事情。我们可以将近代以来日本研究中国的学问笼统地称之为日本的中国学，但是，如严绍?在《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所论述的那样，这其中也包含不少学风不同的学术流派。现在更常用的是以1949年10月“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为标志，将力图摆脱意识形态控制的该学科的战后发展状况称为中国学。比如现在日本的许多大学都成立了“中国学科”。因此从一个笼统的“日本的中国学”概念出发而发出“像日本人那样做学问”的号召，知情者便不禁要问“像日本人哪样做学问”？

近代日本中国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学派叫“京都支那学”派，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都属于这个学派。我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感佩京都支那学的“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和其“实事求是的学风”。或许作者是有意避开“支那学”的提法，将其改称为“中国学”，而实际上是以此学派的古典文献学研究为榜样的。即便如此，也有两个问题值得商讨。首先，“支那学”作为一个历史上固有的学术流派，其名称是否应该更改，是否应该注意到“表记方法的改动会轻易地涂改掉其时代的历史性、思想性文本中所具有的意义色调。”（子安宣邦语，同前）其次，这种古典文献学研究实际上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文献虚无主义”？其文献考证的背后是否存在与政治话语的关联，即是否隐藏着意识形态性？子安宣邦对内藤湖南、武内义雄的剖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另外，作者对“杨守敬、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还有因政治原因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等，在日本不是潜心研究日本的学问与文化，而是继续醉心忘情于故国的文化传统”似乎有些不满，感叹“他们实在是辜负了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他们居留日本数年或数十年，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民族与文化，实在隔膜得很，并没有多少真知灼见”。我倒是觉得应该为他们的选择而庆幸。如果因为留学日本便改变研究对象，他们很可能在国学和日本学两方面都难有建树。因为，并不是居留日本数年或数十年便谁都能够对日本文化有多少真知灼见的。何况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所成就的学问中已经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日本因素。作者痛感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不深入，我想这或许正与对日本这一研究对象在中国似乎谁都可以不假思索便侃侃而谈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人”也就有意无意降低了对这门学问的专业化要求。就此而论，或许王国维他们并不是对日本文化没有见地，只不过不愿意轻易地形诸文字。如果这样的话，其严谨的态度，倒是很值得容易情绪化的我们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