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得从孔德学校说起。“五四”前后，教育改革方兴未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教授李石曾，积极从事中法两国间教育事业的交流，试图为中小学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1917年12月25日，蔡李二人和北大教授沈尹默
孔德学校堪称是北大的子弟学校，蔡元培任名誉校长，主持校务的是北大中文系马九先生马隅卿，沈尹默则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务长，许多北大教职员的孩子都曾在此读书。得新文化运动之先，孔德的一些举措常走在时代前列。1919年，孔德即已在北洋教育部颁令国文改国语之前使用国语教科书，由陈大齐、钱玄同编撰的课本选有蔡元培在天安门的演说《劳工神圣》，还有翻译及编写的《托尔斯泰》、《哥伦布》等短篇文章；后来的初中国文有一册甚至全部都由最新译介的外国文学组成。
既是办学，按照当时新文化人一贯的思路，学校并非是学店，是养成人的场所，受教育的内容自然不会局限于书本之上。孔德鼓励教师自己编译教材，鼓励学生创作、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刊布出版物，亦即可以补助学校教育之所不及者也”，为了展示学生习作及教师文章，学校一年还发行三四册刊物，只要学生的作文有特色，就有可能登在校刊并获得奖励，这即是《孔德旬刊》。随着学校组织的日趋复杂以及学生创作的增多，需要沟通交流的事情也越来越多，1926年10月，《孔德旬刊》改为月刊，全部由在校中学生主办，编辑都是“北京孔德学校同学会文艺部”成员，一直持续两年直到孔德学校迁址东安门内孔德前巷。
《孔德月刊》虽然由学生编辑而成，但它并不是少年人的游戏。创刊号即刊载了孔德学校同学会的简章及筹备报告，同学会负责学校事务的运作与组织，下设文艺部、运动部、音乐部、美术部四个部，所有学生及老师均为会员，各部均有干事及委员负责本部运作，俨然一个“学校社会”。编辑们约到的稿件如刘半农《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张定璜翻译的外国小说，或倡导一种教育理念、或谈学习经验、或打开学生视野，也为创刊号增色不少。
《孔德月刊》每期的内容都很丰富，既有教师撰写的知识性、趣味性兼备的文章，还发表学生的文艺创作，公布学校动态等。演说、音乐、歌舞戏、美术比赛、乒乓球及篮球比赛的日程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校丰富的生活。蔡元培在孔德学校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曾提到，要“注重科学的精神，研究社会组织的主义来做我们的教育的宗旨。为注重科学的精神，所以各科教学偏重实地观察，不单靠书本子同教师的讲授。要偏重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科，给学生练习视觉、听觉、筋觉。”从《孔德月刊》的编辑思路以及所反映的校园生活来看，充分体现了蔡元培早年提倡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常给孔德以支持的周作人认为，教育的原理并不深奥，“老实说就只是一种意思，想让学生自由发展，少用干涉，多用引导罢了。”《孔德月刊》不拘泥于功利性的纯知识学习，不为学校课程所局限，而是定位于文化，长久地做推介与发表的工作，更将着力点放在新文艺，刷新学生思想，这也是它深受本校学生喜爱的一个原因。
《孔德月刊》1930年代改版为《孔德文艺》，作为一个校办刊物，它不可能像《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报刊一样，对一个时代产生旷日持久的深远影响。但诚如胡适所言，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的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给成长中的青少年表达权、组织权、选择权，让他们体验并探索自己的人生，这是当时如《孔德月刊》一类的中学刊物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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