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托比一行来中国的消息其实很偶然，是一个同事提供的线索。贸然写信过去，居然很快得到回应，爽快地答应在北京见面，并留下了他的中国助手的电话。
随后和托比的助手Leo的接洽也非常顺利，见面日期定在了4月17日。
天公不作美，这一天北京降下了30万吨黄沙。在北京饭店大厅的茶座，我见到了态度
托比的眼睛有些浮肿，他抱怨着讨厌的时差。见到我，他伸出大手，热情地寒暄后，就倒在沙发里等着我发问。托比“看今日中国”文学访华团的成员们陆续赶到，据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甚至是初次来亚洲。
托比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人，尤其是他的穿着品位很有风格，深蓝色上装西服和一条粉色的裤子，裤子的质地很软，恐怕是高档布料，但是总让我想起穿旧了磨薄了的粉秋裤。（在第二天，我再次见到托比的时候，他则穿了一身明亮的蛋白色西装和一双出人意料的红袜子。总之，和托比的点滴接触中，除了他的精明和办事简洁外，这两次着装让我印象深刻。）
Leo介绍，托比・伊迪的公司总部设在伦敦，现在手中有50多位不同国家的畅销书作者，比如大陆女作家吴帆，朱文和旅英华人作家欣然，其中而欣然已经是西方知名作家，她的《中国的好女人们》一书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并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欣然这一次也随团来到了中国，她说，托比很早就对中国颇感兴趣，并在17岁时以论述“中国文学史”的论文获得了牛津大学奖学金。
事实上，这已经是托比第三次组团来到中国，这个名为“看今日中国”的交流项目在西方出版界颇具影响力。团队的成员一般都自各国出版界高层，目的是在中国寻找适合与西方合作的中国作家、作品和出版商。前两次，托比带着来自各国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造访了北京、上海、西安，会见了150多名作家、学者和出版社编辑，而此次“看今日中国”的重点主要是与出版社接触。在第一站北京，他们将与中国出版集团的主要领导和旗下作家展开研讨并参观西单图书大厦。在第二站南京，他们会会晤江苏出版集团以及参观先锋书店，第三站上海则与世纪出版集团的同仁见面。
“西方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匮乏是难以想像的，”欣然说。除了写作，她还在大学任教并担任《卫报》专栏作家，同时她还是慈善组织“母爱之桥”的创办人。欣然深为中国被西方误读而痛心：“我在大学做过一个‘你印象中的中国是什么’的调查，结果高居榜首的居然是‘外卖’，然后还有丝绸等等，这些与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相距甚远。”曾在英国留学的肖??说，就是在很多英国的大学图书馆也几乎看不到中国文学，“连鲁迅都没有”。而当前在西方出版界主要的中文作家也都是海外华人――那些已经是中国文坛的“圈外人”。托比说：“我希望西方流行起来的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局内’作家的作品。而且我已经看到西方的出版商也正在逐步改变观念，他们开始关心的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但是经过两次的“今日看中国”的交流，进展似乎并不那么顺利。Leo说，现在的问题是中西文化对接不上，语境不通。“前几次组团和国内出版社以及作家接触，总是感觉各方的兴趣落差很大。”尽管每次接洽，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家都会拿出最好的也是他们最想推荐的作品，“比如三联书店的《我们三》，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作品，可是拿到外国人那里就不被理解。还有作家们拿出来的书有描写老北京、旧上海的，还有历史题材的甚至宫廷太监的，外国人也不明白。”现实是，中国正在与时俱进地接受了解西方文化，而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则非常浅显，托比认为，“急于把中国很深刻的精髓让西方人去欣赏是不现实的”。
从2002年的欣然，再到2004年的春树凭借《北京娃娃》在西方一炮打响。中国的女性作品似乎在西方很有亲和力。托比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女作家的作品会比较容易被西方接受。老实说，中国的男人给西方的印象太强悍，易冲动、不客观，并且总是和政治强权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中国的女性表现出来的则是温柔、理性一面。”
最近，另一位旅美的新作家吴帆刚刚加盟到托比旗下，一提到她，少用形容词的托比毫不吝惜地把“聪慧、幽默、知性”同时附加到她身上。吴帆的处女作《二月花》描述的是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8月将在澳大利亚出版，明年在美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也会陆续面世。
托比说，他选择一个作者是有标准的，第一是一定要爱他的作品，第二是这个人要值得信任，能够长期合作。协议达成后，经纪人就会投入很大精力，替作者“讨价还价”，依靠人脉发动出版社出书，最终实现出版的良性循环。此外还要管理作者已出版的书籍，一旦发现某个作者的某本书出现滞销情况，经纪人就要重新制订促销策略，或者重新包装，或者作为“特别发行”系列再版。总之就是让它持续创造效益。
不过，托比也承认和一个中文作家合作的困难相对其它国家的要更多。首先是对作品的鉴赏不易，“我不太懂得中国的书评，我会听从我的阅读顾问的意见。”而能否找到一个对中文有敏锐鉴赏力的“自己人”就不容易了。另外就是翻译。中文语言讲究内敛含蓄，讲究一种铺陈的意境。对此Constable & Ronbinson出版公司主席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深有感触，他说：“西方人是绝对不会花很长时间进入主题的。比如在我们和中国出版集团的座谈会上，中方主席的发言讲了很多天气和风景的话，我们听不懂，但是我知道这是中国人表示欢迎的习惯。那么如果刚才的发言是一部作品，这些中文在西方就可能会被删掉。”尼克曾有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他说：“翻译至少经历了两个步骤，先由中国人逐句逐字地直译成英文，然后再由我们的人根据这个版本的意思重新写一遍。”
同样，用双语写作的吴帆，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最初《二月花》是用英语写的，后来才被她自己翻译成了中文，“原本以为中文是最简练的语言，结果没想到的是，8万字的英文作品，译成中文就变成了12万字。”
另外，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戏剧大师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代理人，霍华德・古丁（Howard Gooding）也深感翻译之苦：“我来华的目的一方面是推荐外国戏剧到中国，一方面也想介绍中国戏剧到世界，但是戏剧的语言更加特殊，合格的翻译非常难找，所以我希望能在大学的戏剧专业里找人合作。”
谈到细节问题，托比说到了中西方作家的差异：“中国作家可能习惯了自己找出版社的方式，与经纪人打交道还不太适应，尤其是他们太心急，总是希望在六个星期内有结果。但是在西方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通常从完稿到出版的时间是9到12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