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和他的朋友们

吴祖光　

著名剧作家、导演，出生于1917年，原籍江苏武进。2003年因病去世。吴祖光在解放前曾任国立戏

主要著述

1937年取材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多幕话剧《凤凰城》，为其处女作、成名作。之后的主要话剧作品有《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等。建国后，吴祖光出版了戏剧集《风雪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同时还执导了多部艺术影片，其中的《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等为后世留下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珍贵资料。另外，创作戏曲剧本有《三打陶三春》、《三关宴》等京剧剧本，所改写的评剧《花为媒》的电影剧本堪称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文革”后，吴祖光创作了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另有多卷本《吴祖光文集》、《吴祖光自述》等。《吴祖光日记》于2005年整理出版。

读1954――1957年6月这三年半时间的吴祖光日记，尽管那里面充满着人性真情和生活情趣，有的生活细节不由得叫我读着读着便笑出声来，但读完整本日记轻轻将它合上，我的心里仍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叙的悲伤。那些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遥远的日子，又一幕幕地推到了我的眼前，由黯淡而明亮。我想起了那个年代，想起了祖光凤霞那个欢畅温暖的小家，想起了我深爱着的一群朋友，想起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吴祖光的日记，亲切、自由、简洁，是私人化的写作。我像面对着他的那颗敞亮透明的心灵，看到他的性格是这样纯真、坦率、爽朗。他写日记纯粹是为了记事，有时也发几句议论，还发几句牢骚，也骂人，同凤霞吵嘴也记下来，更动人也更表现他的性格特征的，是他一字字记下儿子的那些充满童趣的问话。他不会想到日后会发表这些日记，更不会想到会有别人看到它。这是他的隐私，他不隐藏，更不矫饰。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就记什么事，来过什么人就记下什么人，他的快乐，他的烦恼，他的愿望，短短一两行，写得简练而又坦率。这本日记保留了这些年月他的生活和他的心绪的最朴素最真实也最生动的本来面貌。要想了解反右运动前三年的吴祖光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最好就读这本日记，它是一个人的最纯真的自我写照。

1954年吴祖光日记的笔调是轻松的，记下了许多有趣的生活细节，反映出他的愉快心情。他这一年忙于拍摄梅兰芳和程砚秋的舞台艺术片。这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任务，为了报答这份信任，他必须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当然他也发发牢骚，碰上了那些不懂中国戏曲的苏联专家和外行领导的瞎指挥，使他头疼不已哭笑不得，便在日记中随意奚落两句。他那时还为报刊写了许多文章，又编辑出版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还忙着为新凤霞改写演出剧本。在我的记忆中，那两年他的艺术人生是充实的，灿烂的；他和凤霞建起的新家是温馨的，甜蜜的。他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充满着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氛，他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充满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活力。

我的名字出现在这本日记里是1954年初。有一天王少燕到他家，谈到我写的一个剧本，因为写了爱，缺乏阶级观点，领导审查没有通过。祖光把这个信息记在了日记里。我想，这除了表明他对我的创作状况的关注之外，还表现出他对当时文艺指导思想的重视。于是1954年我决心深入工人生活，先到了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后又随一个勘探队从四川翻山越岭勘测成昆铁路的路线，一直到秋后才回北京，着手再写剧本。于是我的名字就又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了。

但是在这一年中，我的几个好朋友常去吴家，他们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这本日记里。他们是：田庄、汪明（青年剧作家）、杜鸣心（青年音乐家，正准备去苏联留学）、罗坚（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的儿子，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蔡亮（刚满20岁的中央美院研究生）。吴祖光当然做梦也不会料到，就是这几个他十分喜爱的青年朋友，第二年的肃反运动中竟被打成了一个叫“小家族”的反动小集团，更不会料到这个小集团会同他的名字连到一起，给他带来一生中最惨重的苦难。

田庄是和祖光来往最多的一个朋友，要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必须先知道田庄这个人。

田庄是“小家族”的主要成员，是吴家的常客，是吴祖光到北京后最知心的一位年轻友人。在这本日记中，他的名字出现次数最多。

田庄是新中国成立前和袁牧之、陈波儿等一大批从关外开进北京城的电影工作者之一，他们刚刚在东北完成了接管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任务后，又到北京筹建新中国的电影局。吴祖光奉周恩来之召从香港到北京后，临时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里，同他作伴的就是这位老区来的小伙子田庄。他俩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吴祖光爱上了新凤霞，最早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田庄，要他出主意。开头几次祖光到天桥去看戏，到后台去找凤霞，都由这位小“参谋”陪着，给他壮胆。

田庄是电影界公认的才子。他读书多，有见识，聪慧热情，人缘也好。和他在一起的电影界的前辈们，像蔡楚生、章泯、王莹、关露等等，都和他有很好的友谊。田庄的姑父是瞿白音，著名的导演和翻译家，我12岁时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参加演出田汉的《秋声赋》，他就是导演。田庄和我那时都在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艺术馆做过小演员。他自幼受进步文化熏陶，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上海戏剧学校学习，随后就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田庄和汪明、杜鸣心、罗坚也都是儿时的朋友。1952年我和汪明、王少燕一道从朝鲜前线回北京后，都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田庄把我们带到了吴祖光家。祖光对我们亲切热诚，把我们看作小弟弟，我们也都叫他“祖光大哥”。但我一直对他很恭敬，把他看作戏剧界的前辈和师长。田庄比我有学问，他那时已开始研究吴祖光的剧作了。

我和汪明住在青艺创作室的一幢小楼上，隔壁住的就是路翎。我们和路翎有很好的友谊。田庄来找我们时，我们便很自然地介绍他认识了路翎。不料悲剧也就从这里开始。

这是一出现代大悲剧。反胡风运动拉开了第一幕，路翎被捕，我们被隔离审查；第二幕是吹响反右号角，揪出吴祖光，我们被埋葬在大批判的烈焰里；第三幕是“罪人们”天各一方劳动改造；第四幕是“文革”狂飙，“二流堂”“小家族”罪行升级，幕后指挥人由夏衍升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一幕悲剧达到高潮，新凤霞病残和汪明、田庄、罗坚、蔡亮，一个接一个的死亡……

田庄是1980年过了春节去世的，死时不满52岁。1979年，以吴祖光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冤案得到平反改正，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通知田庄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飞一般地奔到北影，拿上这份盼望了二十多年的改正书回到家中，忽然呕血，怎么也止不住，呕了满满一脸盆。他被抬到了积水潭医院。

他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了几个月，直到微弱的生命火花全部燃尽。

田庄最后留下了两件纪念品，一件赠祖光，一件赠我。

他躺在病床上，奋疾地写下最后一篇文章：《过早失去童年的剧作家――吴祖光评传》。这是他多年研究吴祖光的一个成果，充满着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吴祖光读过这篇文章后，泪流满面，他对我说，这是只有真正理解他的人才写得出的文章，通篇没有一句溢美之词，有的只是真知灼见。他不止一次沉痛地对我说，“田庄死得太早了，太可惜了，硬给整死了！……”198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重新出版《吴祖光剧作选》，祖光就把田庄文章附在书后，作为对亡友的永远纪念。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到医院看望病危的田庄。我刚叫了一声“小田”，他便搂着我的脖子哭出声来。二十多年的苦难，我们都变得快不认识了。他叹息我苍老了，而我，更为他生命的垂危心如刀割。

田庄停止呼吸的前几天，妻子敏凡告诉他说，杜高要成家了。田庄想起他还保存着一张我年轻时的照片，嘱咐敏凡赶紧找出来，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怕我的妻子嫌我衰老，用颤抖的笔在照片背面写了这样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我感动了，因为在这份礼物里有一个和我永远相伴的高贵的灵魂。

田庄去世到今天已经25年。昔日同吴祖光一道划为“二流堂”的成员们，苗子、郁风、丁聪、唐瑜、高汾……这些可敬的老人，有的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每当我和他们相聚时，他们都会思念起田庄来，都会以老年人的慈爱之心叹息“小家族”不幸早逝的年轻朋友们。

我第一次见到曾被称作“二流堂”堂主的唐瑜，竟是在2002年9月5日，朋友们祝贺苗子90华诞的一个聚会上。92岁的唐瑜老人和夫人高高兴兴地来了。我向他拱拱手，笑着说：“我被绑在‘二流堂’几十年，今天才第一次拜见堂主。”大家哄然一笑。这笑声中仿佛又含有一点莫名的凄怆。

我觉得日记中还有一位经常出现在吴家的常客，也应该加以介绍。他就是喜剧作家王肇湮，笔名王少燕。

少燕比我年长十多岁，是祖光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老资格的文化人。命运安排我和他在1950年冬一同走上朝鲜前线，后又一同回国，在青年艺术剧院共事，成为交往甚密的友人。

少燕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我只讲几件我亲眼看到的小事：

大概在1953年，灯市口“红星电影院”旁边新开了一家上海面食店，吸引了许多文化界的食客。有一天晚上，我和少燕一同进去，刚坐下，忽然看见隔几桌坐着郭沫若和夫人孩子，郭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有警卫员陪着，他看见了少燕，立即站起身来打招呼，少燕快步过去和他握手问候，俩人亲切交谈了片刻。我这才知道他原来是郭老的朋友！

又一次在剧院看戏，阳翰笙陪周恩来总理坐在前排，幕间休息时，翰老看见了少燕，忙走过来同他谈话，关切地询问他的工作情况，不久后翰老就把他调到文联工作。少燕告诉我，在重庆时期，他曾是郭老、阳翰笙、陈白尘等一批进步作家的著作保护人，帮过他们很多忙。

少燕到青艺工作，是院长吴雪请来的。许多新加入青艺的人并不知道，少燕应该说还是青艺的元老之一。在抗战初期，四川有一批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包括吴雪、陈戈、戴碧湘、雷平等人，组成了一个“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实际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吴雪，而名义上的队长是王少燕。他家有钱，资金是他筹集的。这个旅外演剧队从成都出发，一路宣传抗日，一直奔向了延安。只有这位队长留在了成都。到延安后就改建为青年艺术剧院，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创作演出了轰动一时的话剧《抓壮丁》。

王少燕是一位天生的喜剧家。他诙谐风趣，思维灵敏，妙语连珠，同他聊天是一大乐事。那一年号召大家学哲学，读《实践论》《矛盾论》，批判唯心主义。他去参加一个婚礼，祝贺新郎新娘说：“你俩是矛盾的两面，通过结婚这个实践，达到和谐的统一。”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话就成了他恶毒诬蔑两部伟大著作的反动言论。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王少燕兄认为他大展艺术风采的时机到来了。他一时锋芒毕露，接连发表了形式新颖的政治讽刺剧《葡萄烂了》、《春光明媚》、《墙》等四、五个剧本，塑造了一个叫“陈主任”的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形象。这个人物是所有这些剧本的主角，是他精心创造的艺术典型。到了第二年，1957年，反右运动来了，这个人物就成了“丑化党员形象”的代表，这些剧本也都成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毒草”。少燕本人自然也逃脱不了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我们各自熬过了22年不可想象的苦难生涯后，终于又在1979年春天重逢。少燕这时已近70岁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讽刺喜剧集《主任外传》重新出版，由陈白尘作序，丁聪装帧设计。

少燕留下的讽刺喜剧作品虽然不多，但由于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因而近年来被戏剧理论家们称作“第四种剧本”加以研究。“第四种剧本”指的就是1956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剧坛的一批剧作，它们的主要特点是冲破当时戏剧创作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束缚，面向真实的人和生活，特别是敢于用讽刺的火去烧毁现实中腐朽丑恶的现象。

王少燕于1995年12月病逝。记得送别他的那天，刮起大风，寒冷彻骨。祖光一早乘地铁赶到八宝山公墓。那天送别的人不多，因为等他的家属，仪式迟迟不能举行。我们瑟缩着站在寒风中等待，少燕的大儿子很不安，一再劝吴伯伯别等了，祖光坚决不走，定要向老友鞠躬。祖光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第二年，1996年6月1日，我从《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祖光的一篇短文：《怀念老友王少燕》。

不论是年轻的田庄还是年长的王少燕，他们都是吴祖光的好朋友。了解他们，也是为了更多地知道这个时期的吴祖光。才会明了为什么他们隔天就往吴家跑，而且带去一些文艺界的信息，在祖光的日记中留下这么多历史的印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