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在《想象的悬崖》一文中说过一句话：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人。
他的话，我是同意的，因为经年不断的阅读使我感觉到，已有的书籍，都跟人类的来路有关，是精神遗传的细胞，影响着心灵的走向。也就是说，信念的确立，心像的形成，精神的创造，都不是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
林徽因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才情皆俱、生活优裕、不食人间烟火的，有着“纯粹”的优雅之美。读过她的书信之后，我发现这样的感觉是错的――
她虽然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是大家闺秀，但并不就是衣食无忧的――林、梁的没落，时局的动荡，致使她的生活起点与民女无异。事实上，抗战时期，她甚至穷到买不起鞋的地步，儿子也只得穿草鞋上学，而且还是最便宜的草鞋。对此，李健吾先生是感慨不已的；傅斯年还暗自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致函为她求助。
但是，生活的煎熬，并没影响了她的生命品质。
卢沟桥炮响，她立即写信给在北戴河避暑、才七八岁的女儿：“如果日本人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北平沦陷后，当梁思成一接到日寇“亲善”的请帖，林徽因就毫不犹豫地和丈夫一道，扔下家产，扶老携幼，穿过封锁，匆匆南下。不仅如此，1938年春她在昆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还表达了直接参战的心愿：“陇海全线的激战使我十分兴奋，那一带地方我比较熟悉，整个心都像在那上面滚，有许多人似乎看那些新闻印象里只有一堆内地县名，根本不发生感应，我就奇怪！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尽管）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然而，长期极度贫困的物质生活对一个幽柔的女性毕竟是残酷的，暗暗的销蚀，使未满四十正值盛年的林徽因，已变得形貌苍老而憔悴，疾病缠身如风中残烛。为了挽救这一美丽的生命，外国友人安排她出国疗养，她再一次做出了坚毅的抉择――决不做“白俄”，誓死留在祖国，患难与同胞共！
这感天动地的情怀，都是从林徽因给挚友亲朋的书信中，感受到的。林徽因是个科学家，她的书信不像文学家那样，是“公然”表演的道具，而是传递心灵消息的“私人”文件。成为“文学”而发表出来，也是身后的事，因而是可信的。
唏嘘之余，不禁追问：林徽因因何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
我看是与她的启蒙教育、自身修为、知识环境有关。
林长民和梁启超都是“民粹”人物，通体的承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林徽因的出生、成长、生活都是在“国学”的环境之中，尽管她也出过国、留过洋，但知识谱系的起点、骨架和细胞基因却是中国的。她是在“国学”的土壤上长成的一棵清奇的植株。
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一个人文精神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就从源头上规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修养不是利己的，而是利它的，要有民生意识、家国忧患和历史担当。
所以，有理由说，正是这种“家学”的来路，使林徽因做了那样的选择，她所呈现出的境界，是文化的作用。
现在看来，鲁迅的“不读中国书”之说，多少是有些感情用事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固然有保守、不易“变通”、阻滞“改革”的一面，但是它温厚的伦理因素，却可以给知识分子以起码的操守和应有的气节。换言之，读中国的书，也是可以行远的。
1953年3月17日林徽因在给梁思成的信中，透露了另一种耐人寻味的消息――
昨天是星期天，老金不到十点就来了，刚进门再冰也回来，接着小弟来了，此外无他人，谈得正好，却又从无线电中传到捷克总统逝世消息。这种消息来在那样沉痛的斯大林同志的殡仪之后，令人发愣发呆，不能相信不幸的事可以这样的连着发生。大家的心境又黯然了……
金岳霖、林徽因和梁思成有“金三角”的情感，萧乾为此曾感叹道：“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有才能，有学问，品格高尚。他们之间是人与人关系臻于最美最崇高的境界。”所以，即便金岳霖经常陪伴在林徽因的左右，由于爱得纯粹，也得到了梁思成的尊重和信任，彼此是不猜疑的。但是，在信中，林徽因还是悉数地报上会晤的实况的，再冰、小弟之在，决不是闲笔。从这一点上看，林徽因虽然是个超凡脱俗的人，但也是不乏人间女性的细腻和周致的。她有按常规出牌的一面。
然而，这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个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居然为斯大林殡仪之后捷克总统的逝世而心境黯然。那时的捷克，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林徽因的意识中，捷克的总统也是自己的领袖和同志的。不难看出，在她优雅优游的表象背后，骨子里是有很深的“政治情结”的。这里自然要包括那个特立独行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的笔下明确地写着：大家的心境又黯然了。
因为读的是私人信件，便不存在外界“迫压”的问题，一切都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这不免让人想到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或曰“政治话语”）的关系问题。
有论者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从延安走来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从以“个人话语”为中心到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思想转变，成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经历了“文艺抗战”、“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等思想改造运动，主观世界已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然而，解放区之外的知识分子，在事实上，接受“改造”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也是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的，甚至表现出更加急迫的姿态。这一点，有大量的历史案例放在“明处”，是不需详细论证的。
为什么会这样？从林徽因的私人信件里，是可以“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还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儒学。儒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它主张忠君、孝悌、克己、复礼，主张家国合一，是为“国家话语”和“政治伦理”服务的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正统”，是修养的起点和指归。既然家国已在，凭什么不爱国？“大我”是正统，“小我”乃偏锋，是容易折断的，也是不道德的。
建国后，林徽因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她为共和国工作的热情却是越来越高涨了。1953年间给梁思成的信件中，已没有丝毫私人的成分，通篇通报和讨论的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问题。她不担心自己的气管是否能承担那样的负荷，只关心是否“最有把握”地把事情弄好，不至于“全功尽弃”。
两年后，她病故了。但是，她却把自己灰色的名字篆刻进了红色的历史之中。
因此，她永远也不再是“新月派”的女诗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