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和好玩的读书，是书最本原最初始最愉悦的功能，至于贤与不贤磊落与否，得失只有读书的人自己知道了。
老辈人常训教，敬惜字纸。《聊斋》里有个《司文郎》的著名段子，说一个瞎眼和尚，专会用鼻子断文，闻到糊涂文章，就会鼻酸肚痛，膀胱激荡，下气如雷
字纸的后边加上相应的复数，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书了。中国人对书，其实是蛮敬重的，不仅有敬惜字纸这样的训教，就是读书，也是要正襟危坐在堂皇的斋子里。这就让不是文人的人们看着眼晕而油然生起敬意了。据说美国人的书，除了图书馆外，大多是放在厨房的，也没有我们这边正规的书案子，就在餐桌上摊开。在什么样的地段做什么样的事情，固然是境界，譬如湖心亭的赏雪和玄关里的茶道之类，可古人也说了，大隐隐于市，地段什么的，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美国人在餐桌上读书，并没有影响人家Microsoft什么的如约问世。不过，对书敬重，总比不敬重为好。在读书人看来，有了敬重，也许就平添了从容的气度，读书的种子也会渐渐多起来的。斯文之气氛，也会氤氲而生。
可仔细想来，中国人对书，其实是把它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地方。所谓尴尬，便是：它既是大家景仰的高标，同时又是鄙夷的敝屣。其实，检讨起来，我们这边，是不大喜欢读书的。这话听起来相当刺耳，但未必没有它的道理。这道理当然包括许多方面，但把书的功用，仅仅看作是经世济民的伟大却又单薄的唯一，恐怕是关涉最卓著的。譬如历史上的许多苦读故事，几乎无一不是为了功名。
大哉如孔夫子，也不能免俗，一样把读书看作了实在的目的。譬如后来被尊为经典三百篇的《诗经》，夫子让小子们去读的时候，就摆列了一串的用处，说那《诗》是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粗粗掰指头一算，他老人家居然一气说了七个功能。所以他看见儿子伯鱼在面前闲逛，立马勒令他去学那七武器的《诗》，说不学《诗》就没法说话，有失语的可能。
或许读了《诗》乃至其他的什么书，能够有利于服务国家，未尝不是件好事情，可如果读书仅仅就为了那单一目的，就不由得可怜了起来。假如从发生学上讨论，以愚钝如我的猜测，书之产生的最基本出发，肯定是为了愉悦耳目，说白了，就是为了读了感觉有趣。或者说，书原本是祖宗们摆弄文字的一种游戏，写的人读的人，无非为了消磨时光，排遣兴致。所以有趣和好玩，不能不成为它最基本的旨趣。当然，文字的游戏应该是不同于一般的游戏，是吃饱了饭穿暖了衣之后，类似于思淫思欲又超脱于思淫思欲的另类游戏，于是不能不带有若干的优雅和闲适。
可惜，优雅和闲适只是温饱之后的境界，属于温饱的结果，而不大方便作为温饱的诱因。于是有聪明人便将优雅和闲适搁在一边，着意从缔造温饱上下功夫。皇天不辜负，果然让他们从荒僻的土地上走出条坦荡的路来，那路便是利禄，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是也。
该说从书上辟出禄来，原是替斯文凿出的生路，本该是优雅和闲适的胜利，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照样可以温饱乃至相当温饱。无奈这优雅和闲适的胜利，正是以唾弃优雅和闲适作为前提，惟苦读可以改变命运，只是那读一旦变苦，自然也就游离于优雅和闲适之外，再也了无有趣和好玩了。
于是便诞生了前述的尴尬：书做了干禄的门径，因此遭到景仰；也唯其只去做干禄的门径，书之于其发生的原始意义渐行渐远，有趣和好玩终成稀罕和绝响，甚至淡忘，因此便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鄙夷为敝屣。
当然，渐行渐远乃至终成稀罕和绝响以及淡忘，并非等于没了丝毫的影响。譬如夫子说的《诗》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后，也还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有趣和好玩的孑遗。
因为是有趣和好玩，所以当然排在最后。其实也就是退而不得已的最低纲领。原始冲动堕落为最低纲领，这有趣和好玩，着实的让人可怜。
据统计，《诗》里面出现的动植各物之名，谷类有二十四种，蔬菜三十八种，药物十七，草和虫各三十七，花果十五，树木和鸟各四十三，兽四十，鱼十六，连马的异名也有二十七种。记住庞大的这些，应该可以有利于生产实践，起码鲁滨逊那样独处荒岛求生的时候，知道啥能吃不能吃，一时半刻就饿他不死，终归也算是稍嫌粗浅却也实在的功用。不过，他老人家曾说过不必如老农老圃的话，五谷原是不须辨别的，何况花草虫鱼。大约真的是为了有趣和好玩也未可知道哟。
汉人撰《尔雅》，注释了许多虫鱼，那是入了儒家十三经的。不过，韩昌黎有诗道：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结记这些个名物，便做不来磊落之人了。终于是不得干禄。
前人说不贤识小，这和韩愈说的磊落，基本是一类的批评。只是，能记住小的，未必不贤，也未必不磊落；记不住小的，也未必就贤，未必就磊落。有趣和好玩的读书，的确不方便干禄，却也是书最本原最初始最愉悦的功能，至于贤与不贤磊落与否，得失只有读书的人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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