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末的一天，田纳西州的一所男校收到一封不同寻常的来信。信上既无具体的收信人姓名，也无投递地址或邮编。上面只简单地写着“美国田纳西芝德努加麦考利学校”。字迹很清秀，信封上的邮戳是中国天津
秘书从上午送来的邮件中发现了这封信，便立即把信给校长S.J.麦考利博士送过来，同时，口中还啧啧称赞着上面的中国邮票有多么漂亮。此时此刻，和中国的通讯已中断多年，在中国的传教士都已离开，也没有到中国去旅游的游客，更没有国际交流的留学生。
麦考利博士打开信，里面是一封在薄薄的纸上手写的短信：
1974年2月12日
麦考利学校负责人：
我与芝德努加的家人完全失去联系已近二十年，不知道家里的老人们是否还健在。如果哪位能给我提供些许关于狄凡和麦考利两家中尚健在的、对我还有印象的老人的消息的话，我会感激不尽。从最后一封来自芝德努加的信中，我知道舅父J.P.麦考利尚健在，他那时是麦考利学校的校长。不过，那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我特别想打听有关我弟弟托马斯・麦考利・狄凡的消息，以前，他住在金斯堡附近。
我们一家都很好，我目前仍在南开大学教英语。
非常感谢您帮助我寻找在田纳西或别的地方的家人的下落。
诚挚的格蕾丝・狄凡・刘
“真是奇了！”麦考利博士惊叹道。他转身对秘书说道：”立即打电话给汤姆・狄凡。他姐姐还活着!”
格蕾丝・狄凡・刘，芝德努加人，从1934年起一直住在中国，就是在这一年，她离开家乡去和丈夫刘?弗祺团聚，刘?祺是一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工程师。多年前，她与这位“中国佬”的婚姻给当地人带来很大的震荡，而她后来从中国寄来的很多令人惊奇、新鲜的信件带给人们的是更大的震荡。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正当人们都以为她已不在人世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封信从天而降，说她还健在。第一次是在二战期间，曾有四年的时间她杳无音信，突然有一天，一位找到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给家里人带了一封她的信来。但是，这次是二十年音讯皆无，人们早已放弃了任何希望，都以为她早已离开了人间。
这位美国女子是如何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动荡中生存下来的呢?
1926年，格蕾丝・狄凡在田纳西州芝德努加的一个女校教音乐。自从孩童时代起，人们就都说她有一副“银铃般的嗓子”，她自己也梦想着成为一位歌剧演唱家。一天，在一次音乐会上，听了她演唱的一位观众推荐她去申请音乐奖学金。学年结束之后，她便登上了去纽约的火车。她身材苗条，一头长长的褐发向后梳着，松松地扎在脖子后面。她扬起有力的下巴，浅蓝色的眼里闪烁着泪光，轻轻挥了挥手，与母亲道了别。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世界另一边的中国，一位面色凝重、身材粗壮，有着一张温和的圆脸、名字叫做刘?祺的学生登上了一艘远洋轮船。码头上挥手道别的人群中不见他的母亲、也不见他的父亲。他这是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工程学学位。他毕业时刚刚24岁，他打算在回国之前得到一些实际的工作经验。他接受了在纽约的一家民用工程公司的工作，在西112街上的一处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
1928年的纽约是年轻工程师的理想去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纽约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商业和艺术中心。美国的技术革新随处可见，摩天大楼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敢想的。后来成为摩天大楼标志的帝国大厦不久之后就开工了，同时正在兴建的还有很多这一时代特有的艺术建筑――有雅致尖顶装潢的克莱斯勒大厦、坐落在公园大道上的典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和华尔街上的鄂翁信托公司大楼。最让他着迷的是正在修建的横跨哈德逊河的乔治・华盛顿大桥。这座宏伟的钢铁大桥是当时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吊桥，后来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桥”。当时新修建的地铁也成为美国工程史上的一项壮举。从水上、空中甚至地下，纽约正在打破往日的限制。
格蕾丝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建筑工程。她的一天中满满的都是音乐课、试音、歌唱演出、百老汇表演、音乐会和歌剧。
起初，格蕾丝住在供音乐专业学生住的寄宿公寓里，但不久之后，母亲决定来帮她料理家务。尽管格蕾丝已经27岁，但就这样独身一人住在大城市里，会让别人觉得不符合年轻淑女的身份。狄凡太太带着孙女朱莉安娜来到纽约，在离格蕾丝的音乐学院不远的一幢公寓里租了个单元。这个公寓与百老汇隔着两条街，坐落在西112街上。
是格蕾丝的妈妈在楼里的电梯内先开口与一位戴眼镜、文静的年轻人说起话来的。当狄凡太太发现这个小伙子单身一人在此，没有人给他做饭时，便邀他到她家吃晚饭，不久这个年轻人便成了她家的常客。开始的一段时间，格蕾丝完全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事中，并没太注意家里的这位留学生客人。
通过母亲无所不及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答，格蕾丝逐渐地对这个来自远方世界的年轻人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格蕾丝的笔下，他们的关系并非一见钟情的痴迷、狂恋，而是一种日渐深入的相互尊重与羡慕。有一段时间，格蕾丝以为他钟情于她的侄女朱莉安娜，朱莉安娜比她年轻很多、漂亮很多。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他所注视的是格蕾丝的一举一动，但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并很尊重她的事业，但更多的是因为他怕她对跟外国人交朋友的事有什么疑虑。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两人都“勇敢地抵抗着坠入爱河的念头”――但一天晚上，看完歌剧之后，这种情况改变了。
1934年，格蕾丝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天津与丈夫团聚。从此，直到1974年，格蕾丝一直生活在中国，其间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从她写给美国家人的信中，我们看到这位曾在天津的外国租界里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生活的美国女子，是怎样从自己沉醉其中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的浪漫奢华生活中一步步走出来，直面战争、饥荒、洪灾、革命及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的疯狂，最终直面自己的命运，无怨无悔，执著、勇敢、乐观地走完生命的历程。
（摘自《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爱丽诺・麦考利・库珀、刘维汉著，傅志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出版，定价：21.50元）
我们在灼热的太阳下，站在屋顶上目瞪口呆地望着几十架日本飞机满城扔着炸弹。……连续三天三夜，日本人用大炮和飞机向离开大学的建筑倾泻着炸弹。 ――家书，1937年9月15日
我不是共产党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是，但是，在我们完全生活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下的那些年月里，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八路军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知道，他们离我们不远。 ――家书，1946年4月19日
我已经再三地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真相的文章，但是这真相不符合（美国）官方的政策，这不是美国人想听到的。但是，我如果写这里是多么艰难、困苦，作为一个在红色中国生活的美国人，生活是多么凄惨，他们一定会照单全收。 ――家书，1951年4月20日
最后的一两个小时中，他握着我的手，不断地亲吻着……就这样，?祺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这仿佛如此地不可能，完全地不可能。――致友人哈丽特，1955年9月24日
今年的第一次运动期间，我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批评，反而受到很多表扬，差一点就进入了自满的危险境地……当我想到我先生去世时政府给我的抚恤金就快用完时，我对未来就会害怕担忧。但是这一态度难道不是对党和政府缺乏信心的表现吗？ ――在南开大学工作一年后写的自我批评小结，1958年8月14日
1974年10月25日，当她重返美国的时候，身上穿的是中式的黑裤子、黑便鞋，白色丝绸上衣――她所带的唯一一件“正式”衣服。她那灰色的短发简单地修剪过。她的脸很削瘦、很憔悴，未着任何化妆品。她看上去瘦小、羸弱，不像远征归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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