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贝克特无疑是20世纪文坛和戏剧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其步入文坛最初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贝克特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之后，他声名鹊起，一跃成为英法读者熟知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
其中最大的一个误解，也是最自然的一个误解就是：他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圣雅各大道的七楼寓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1936年，在旅居德国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常常踽踽独行于柏林宽阔的蒂尔加腾公园，久久不肯离去。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太崇尚独处了。”事实上，蒂尔加腾公园确实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今天，任何置身于其中的人都会有一种独处的感觉。当然，贝克特并不是为了独处而独处。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已经深陷于那种友好的黑暗中”，这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那一篇出奇的凝重又颇具创意的散文作品――《怎么回事》（Commentc'est)时的真实写照。当时，他正在法国于西的一个偏僻、宁静的乡间小屋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屋周围是一堵高高的、丑陋的、灰色的、令人生畏的煤渣砖砌成的墙。有了这堵墙，就不怕路人的窥视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这堵墙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当他身处都市时，形形色色的社交生活却让他应接不暇。他曾对一个朋友抱怨说：“巴黎的生活好比是活火熔城。”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中有画家、音乐家、导演、作家、学者，而且他的好朋友也数不胜数。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在撰写贝克特传记的过程中，我翻看了贝克特生命中最后20年的记事本，我真想不明白，在如此众多的凡尘琐事的滋扰之下，他是如何完成那么多工作的?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有两三个约会，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个约会，而且往往是连续几周，没完没了，除了见亲朋好友、合作者、出版商之外，偶尔他还要接待许多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他还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回信上，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亲笔回信。
成名之后，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种种压力和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为了应对这些烦恼和压力，他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此前，他通常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接听电话。他买了一部特制的电话，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开关一旦关上，什么电话都打不进来了。(然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样一个如此沉迷于独处、如此珍视隐私的人，在他逝世之后，这部电话机如今却被陈列在都柏林作家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众多游人参观。)朋友们都知道，每天他们只能在这个时段里找到他，否则就只能给他写信或发电报了。有时，他故意不开电话。1972年，他在写给伦敦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不开电话。”
他的约会大多是通过信件来安排的，而且必须很早预约。对于非私人信件，他通常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而且经常以脚注或是在背面很快地签上自己的意见就完事了。他与法国出版商、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先生的秘书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式化用语。有了这些程式化用语，回信的事就经常由她代劳了。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尽管最后一种说法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托词而已，但是，它为贝克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借口，而且，贝克特通常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硬挤出来的时间写作的。
但是，在巴黎这样喧闹的城市里，想闹中取静注定是要失败的，更何况贝克特生性大方。朋友大老远赶到巴黎来看望他，他也不忍心老是拒绝别人，所以，一到这个时候，他就会匆匆忙忙地从乡间返回市中心，和朋友吃顿午餐或喝上两盅，然后又在早晨5点30分的时候行色匆匆地开着他那辆小巧的灰色“雪铁双马力”前往邻镇拉费尔德，赶6点钟那趟早班火车。有些人总爱给他寄挂号包裹。如果包裹寄达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巴黎，回来后他只好到邮局排队领取包裹。等了老半天最后拿到手的包裹往往是他根本不需要的。“请不要再给我寄挂号包裹了”，无奈至极的他只好请求人们不要再给他寄这些没用的包裹了。居家的日子可没有秘书帮助打理这些包裹，因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法国妻子苏珊娜，都不喜欢别人经常出入自己的寓所。他的老朋友利文撒尔从三一学院退休后，从都柏林到巴黎小住了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帮助他打理一些日常事务。但是，贝克特这个人从来不知道应该给他安排一些什么事情做，而且，有些事情如果没有他本人亲自出面，或者是至少征求他本人的同意，出版商、文学界的朋友和戏剧界的朋友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他一旦忙起来，就会忙得不可开交，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一大堆写作计划都只能化为泡影。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巴黎期间还是留下了许多手稿。他在巴黎写下的这些文字，字里行间无不显示着他的专心和执著，只要有可能的话，他都会尽量挤出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写作。在他的记事本里，我们发现了一张张的空白页，这是他刻意为自己腾出的较为完整的写作时间。每逢此时，他就会独自前往于西，沉浸在他最喜欢的宁静当中，要么奋笔疾书，埋头写作，要么纯粹是为了远离无休无止的社交活动，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让自己远离酒精。《等待戈多》风靡全球之后，他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他就会带上苏珊娜，去寻找那些四季如春、没有喧扰的地方，美美地过上几周宁静的生活，萨迪尼亚，意大利的奥斯塔谷，葡萄牙的马德拉群岛、圣港，马耳他，希腊和希腊群岛，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基茨比厄尔山或丹吉尔，都留下了他们夫妇俩的身影和足迹。当然，即使是在度假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带上几本书稿或是自译稿。
由于贝克特非常注重自己的工作，所以，一旦才思枯竭，他就会感到特别苦恼。有时他找不到灵感，或者太多的凡尘俗事打断了他的写作计划时，他也会莫名地冲着人们发火。比如，1977年初，他写道：“我一直都想写一本新书，但是，希望泡汤了”，“写作停滞不前了”，“没完没了的干扰，没完没了的信件，自己却连一点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了。整个人都被淹没了。没有出路了。”1983年1月，在经历了一段相当苦闷的时期之后，他给拉里・谢恩伯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未有过的无聊和空虚。我记得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种种花吧。未来已经没有希望。’至少，他还可以种种花。我想他还是有东西可写的。但是，我却连一点灵感都找不到了。”
对于这种欲哭无泪的苦闷，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70岁之后，他发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这种绝望的感觉也随之变得无以复加了。1981年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引用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诗篇《笨伯咏》(The Dunciad)中的一句话：“去你的，名声。”在信中，他大发感慨，说为他举办的75岁生日庆典，不仅占用了他的时间，而且也侵犯了他的隐私。他在写给自己的朋友、英国舞台设计师乔斯林・赫伯特的信中称：“我担心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巴黎，人们小题大做，把我的生日庆典搞得像我的百年诞辰一样轰轰烈烈。我要在生日庆典隆重举行的那一天悄然离去。去哪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会去中国的长城吧!我要躲在长城背后，直到大浪淘尽为止。”
贝克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记者、批评家，甚至朋友在问及他的作品的含义时，他也总是避而不谈、缄默不语。他非常乐于和记者交谈，但是，他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笼罩着一种神秘感，而他天生就不喜欢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是“苹果核里的虫子”(贝克特的原话)，不懂得整个苹果从外面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摘自《贝克特肖像》，［英］詹姆斯・诺尔森文，［英］约翰・海恩斯摄影，王绍祥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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