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9日，俄罗斯最新一期《绝对机密》对高尔基的死因提出了一个新版本，认为高尔基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对以前的斯大林-雅戈达和他的情人下毒说提出怀疑。
吸烟成瘾者被列为慢性阻塞性肺病患
一般说，那些“每天一包”的吸烟成瘾者在15-20年以后会出现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发展。高尔基烟瘾十分之大，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年，他每天几乎要吸75支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特别容易得感冒和感染呼吸道。1936年夏天，高尔基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他的慢性阻塞性肺病被激化。他的亲属和朋友在他们的来信和回忆中不只一次地指出，高尔基抱怨气喘的折磨，不能承受一点体力负担，胸部沉重，无法忍受的呼吸缺氧。1936年6月，高尔基每天要使用100个氧气枕头，而在去世前不久增加到了300个。高尔基的病历中提到有“发着哨声的呼吸困难”、“干的”嘶哑声、严重的心脏衰竭等这样的词。由此可见，很有可能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同其他并发症一起把高尔基送上了死亡之路。当时，在1930年的那个时代，医生对慢性阻塞性肺病还是一无所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今天有6亿人被慢性阻塞性肺病所折磨，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是死于肺癌的两倍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在俄罗斯就发病率来说占第一位（55%），超过了支气管哮喘（19%）和肺炎（14%）。俄罗斯有230万慢性阻塞性肺病人登记为残疾人。考虑到诊断学方面的低水平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最新资料，俄罗斯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人的数量可能要超过1000万人。
我们再回到1936年。6月19日，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报纸登载了这样一个医疗诊断结论：“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高尔基于6月1日患流行性感冒，后并发有上呼吸道黏膜炎与肺炎。再次进行的血液检查证实为重度感染，长期的心脏和血管感染，特别是肺部感染，长达40年之久的老结核病（空洞、支气管扩大膨胀、肺气肿、气喘、肺硬化），从第一天起就决定了病状严重。从第三天开始出现心脏功能减弱，呼吸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改善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功能，尽了最大努力使心脏活动维持到18日早晨。17日夜里，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陷入昏迷状态，上午10点心脏活动开始急速衰竭，11点10分心脏和呼吸停止。终年69岁。”
结论人是苏联俄罗斯联邦卫生人民委员格里高里・卡明斯基、克里姆林?医疗卫生局局长约瑟夫・霍多罗夫斯基、功勋科学工作者Г.朗格、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马克西姆・孔恰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斯佩兰斯基和医学博士列夫・莱温。然而在一年半以后，这些苏维埃医学界的泰斗却被送上了审判席。
1937年12月，高尔基的三位医生约瑟夫・霍多罗夫斯基、列夫・莱温和德米特里・普列特尼奥夫以反对苏维埃政权-托洛茨基集团的罪名被逮捕。霍多罗夫斯基很快就死于监狱中。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在1938年3月出庭受审。
被指控的亨利希・雅戈达（原任内务人民委员）揭发出一个旨在推翻斯大林并夺取政权的阴谋计划。阴谋首脑列夫・托洛茨基考虑到高尔基在苏联和国外的威信，决定把作家从斯大林那里离间开来。没有达到目的，雅戈达受命消灭高尔基的肉体。
普列特尼奥夫博士也对他的供词补充说：“雅戈达对我说，我应当在从肉体上除去某些国家领导人方面给他以帮助。他要我利用自己的医生地位，使用不正确的医疗方法加快他们的死亡。”莱温博士也成了同谋者。
3月11日，法庭判处莱温死刑，普列特尼奥夫25年监禁。后者在弗拉基米尔中心时，徒劳无益地希望得到公正。他在给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的诉状中说，他在刑讯下只能屈打成招。
在1938年的法庭审理期间，列夫・托洛茨基在西方报纸上驳斥了对他的荒唐指控，称毒杀高尔基更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但稍后在《斯大林》一书中，他指责高尔基的死与斯大林有关：“高尔基是国内外都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个危险人物，而重要的是，他不赞同斯大林消灭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打算……迫使他沉默，什么也不去想；逮捕、流放或者消灭也不宜使用。只有最后一条：通过雅戈达的毒药让他尽快死掉，‘不要放血’。”斯大林法庭从他们的供词中得到了医生有罪的主要“证据”。列夫・托洛茨基仅仅是把俄罗斯侨民中的传闻作为自己正义性的证据。（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作家是被斯大林送来的糖果毒死的。）
90年代初，由于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缺乏“毒杀高尔基的组织者”的犯罪要素，被恢复名誉。在对医疗文件进行研究之后，专家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偶然的或者故意的治疗过程错误，给作家的诊断是正确的，医治方法正确，高尔基死于自然原因。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1990年，不少研究者又推出一个关于作家死亡的新版本：按照斯大林的安排，高尔基是被他的情人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布德别尔格（穆拉）毒杀的。
研究者由两项根据得出结论。第一，意大利出版的《间谍活动史》中有这样一节：“雅戈达手下有一个医生小组，由他们把斯大林不喜欢的人送到另一个世界去……而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就是由这一组织中最隐秘的成员之一――他的情人按照雅戈达的指示下的毒。”
第二个依据是“消息报”国际部编辑米哈伊尔・蔡特林的回忆录，1936年他曾是高尔基的秘书，其中写道：
“高尔基去世的那天，1936年7月18日，我正在卡恰洛夫街上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家的独家住宅里，紧邻克留奇科夫家，当时……在那里完成紧急工作。突然周围慌乱起来，来了一些神色严肃身穿便衣的年轻人，后面是雅戈达和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玛丽亚，我当然熟悉，从高尔基这里跑到了伦敦。所有的人都从正在生病的作家的房间里出来。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同穆拉足足谈了40分钟。门开了，她出来，在雅戈达和他的保安的陪同下一起走了。过了20分钟家里出现惊慌。已经下班的值班医生对我们说，高尔基死了……我认为是穆拉杀了高尔基，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的床头小桌上放着一只没有喝完水的杯子。但很快就不见了……”
这是证据吗？至今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布德别尔格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或者内务部工作的证据。高尔基不是死于7月18日，而是一个月之前，地点也不是在莫斯科的里亚布申斯基家的独家住宅里，而是高尔基的别墅里。穆拉不可能同雅戈达和他的保安一起来，因为她经常就住在高尔基的别墅。她当时同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确实有过一次单独谈话。很可能，高尔基本人预感到自己将死去，于是原谅了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的出走，并且签署了由布德别尔格写好的遗嘱，内容包括转交给她获得国外出版作品报酬的权利和委托她安排他的剧本的上演。到6月18日，在高尔基去世前40分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不可能同他进行谈话，也不可能强迫他服药。6月17日阿列克谢・马克西姆维奇已经不时神志昏迷，对周围失去反应。而6月18日，他就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再没有苏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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