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美]卡勒德・胡赛尼著，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25.00元
这是一个关于命运轮回的故事。开头和结尾重叠在一起，成为两幅相似的画面：广漠的天空，雪花飘落，空气寒冷而清澈，追风筝的孩子们欢叫着奔跑，追逐飞逝的光影。这一幕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反复地上演，但每一次的重复之间，生活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幅画面也随着命运的线索被不断染上新的颜色，从孩童天真的视野堕入世事变迁的悲哀之中。
如果要给这个精心讲述的故事画一个指示图，那它定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圆交织组合而成的。所有的细节都不是无用的枝节，所有的人物以及他们哪怕是最细小卑微的特征和作为，都在首尾得到完满的印证，弥合成一个圆，再和另外的圆纠缠在一起，形成迷宫式的繁复纹样。其中最大的圆，当然是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主人公阿米尔，一个生长在阿富汗最终逃往美国的孩子，为了救赎童年的罪，再次回到故土，开始一段艰难的行程。他从阿富汗出逃继而返回故土的足迹，是路线上的回归；他面对儿时的人和事，试图通过努力获得重新正视过去，摆脱梦魇的机会，则是精神上的回归。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孩子成了老人，下一代担当了上一代的痛苦，到全书的结尾处，还是冬天天空里飘舞的风筝，还是追风筝的孩子，还是那句无比诚挚的话，但是，在这整个回归的最后，升华了的终点成为新的起点，它意味着被阳光融化的坚冰，意味着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这种圆圈式的情节和结构方式，不能算独一无二，但作者卡勒德・胡赛尼选用这种方式来讲述他带有自传成分的故事，无疑是有自己的深意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精心编织的故事如此完满，甚至是过于完满了，以致削弱了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这个故事更像一则寓言而非什么真实事件。罪与惩罚、血缘的继承和默契、个人成长中痛苦的蜕变……这些回音一般彼此呼应的命题，都指向一个最重要的词：宿命。人身上背负的宿命，以及努力使之实现的宿命。但顺从天意并不是消极地等待，而是尽最大的可能完善自我，以诚挚的心去宽恕对手，救赎自己。这就是主人公阿米尔最终寻回失落的信仰时领悟到的，他性格上的根本改变，他儿时的懦弱与后来的英勇产生的强烈对比，都源于他不断强大的信仰，还有从祖先传承而来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在书中，风烛残年的老朋友拉辛汗曾对阿米尔描述过他们的民族：“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生活会继续的。”由此可见，小说中忧郁深沉，又不时闪现光亮的基调，也正是饱受战争之苦的阿富汗平民真实的精神状态。胡赛尼写这部小说所选取的题材、手法，都与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是自己生长于斯的故土，但当他在异国的土地上追想那些遥远的往事，试图为自己和他人描述铭刻于灵魂中的一切时，又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隔岸观火的效果。他以双重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祖国，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由此而获得的新观念使他面对相同的遭际时，保持了一种似乎是局外人的俯瞰的眼光――阿米尔几十年后重新面对曾经给予他一切，而如今面目全非的家园时，他的胸中不仅仅充溢着愤怒和深切的悲哀，还有对整个民族灾难的悲悯情怀，在混战和死亡之上，他看到自己，一个美国化了的阿富汗人，依恋故土又无法真正返回的孤独形象。
这种以侨居国外的身份，重新审视本民族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的方式，在近几年中已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现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库切，他们在描述印度、南非这些国家复杂的政治状况和阐释背后所蕴涵的民族性格时，既有切身的同情与沉痛，又不失更广阔的视野，他们的叙述因而超越了同类题材的作品，具备了普遍人性的深度。回到《追风筝的人》这篇小说，胡赛尼超越性的目光和他游刃有余的讲述手法，使我们看到一个在挣扎中成长的普通人，一个孤独而卑微的英雄形象，他的自私与懦弱，他受折磨的良心，他逐渐强大起来的内心和信仰的力量，这些对我们而言，既是新鲜的，又是同样属于我们的，我们在阅读中不自觉地以自身来体验主人公的感受，并通过他去理解异域的文化和信仰，进而关注成长、苦难、爱和救赎这一系列重要命题。另外，胡赛尼善于将各种情感因素积聚起来，发挥到极致，故事情节步步进逼，富于象征意义的梦境和呓语穿插其中，其高峰处的残忍意味令人不忍卒读，而铺展于情节之上的则是始终如一的背景色调：温暖、明亮、平和，仿佛天国的光辉照耀着人世，抚慰人们痛苦的身心，并为柔弱者带来宁静的喜悦。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阿米尔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想必正伸向遥远的天空，那里有纯净的雪花飘落，有五色斑斓的风筝，还有世世代代欢叫着追风筝的孩子。从这里开始，他引领我们踏上了一片神奇的土地，他交给我们最宝贵的孩童记忆，还有他漫长的朝圣之路。这是一次命定的回归，我们和阿米尔一起，穿越硝烟的洗礼，抵达纯洁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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