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40天的时间，我在兴奋和激动中读完邓加荣撰案的马寅初、孙冶方、南汉宸这三大经济学家的传记。我想，所有读过这三本大书的读者都会感谢作者用非常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文字，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三位大写的经济学家的雕像。
三位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后期就已经离去，然而他们离去愈久，我们就愈加怀念他们。
孙冶方表现了同样的反潮流精神。当年，我们由苏联搬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就是在这种模式占据着主导和主流地位的时候，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企业也要遵循价值规律，也要讲利润，讲质量。价值规律并不是孙冶方的发现，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坚持价值规律却是他的创见。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常罕见的敢于坚持主见、坚持自己理论的硬骨头精神？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这种精神的根源在于，他们的理论来于实践。马老的新人口论，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对故乡人口增长情况的周密调查。这种诞生于实践的理论是谁也推不翻的。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工程科学中，相当广泛地开展了系统工程的研究，即把一个具体工程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去研究，以求得更好的解决。马老的创造性的“团团转”理论，几乎是同这种自然科学的系统工程，在同一时期诞生的。用和谐论的观点来看，这种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理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诞生在中国，可见马老的科学预见有多么的远大。孙冶方的社会主义企业也要讲价值规律的创见，更是由于他在国内外的众多企业中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提出来的。应该说，孙冶方的理论，为我国后来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
说到南汉宸，这是一位早年投身革命的长者，战争年代在陕甘宁、晋察冀两个边区担任过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担任过新中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不是经济理论家，而是卓越的经济实践家。南汉宸没有留下辉煌的巨著，却在伟大的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的惟一武器就是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于是他就有了战胜敌人封锁的真知灼见。
南汉宸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是，不可作空头的政治家，不可安居于外行。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像南汉宸那样勇于和善于在实践中变成真正的内行，只有这样才能少犯或者不犯错误。南汉宸的业绩说明，由外行变内行，甚至成为精通本行的大家，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三位经济学大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丰富了我们祖国的文化思想宝库。他们的光辉思想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获取知识和力量的源泉。
（《马寅初传》、《孙冶方传》、《南汉宸传》，邓加荣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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