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文学性”信息集中在文本，而最初发布文学文本的期刊是我们见识文学文本原始风貌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的唯一通道。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意义尤其重大。由于文学史叙述外在的干扰和自身的限制，它至今都还无法给我们呈现一个完整客观的文学史，而现代作家一次次借重版对自己
80年代的研究者大都经历过原刊阅读中发现胡适、周作人，发现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惊喜，被意识形态遮蔽了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也由此得以现出真身，僵化的研究模式也因之得到突破。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展，这样的发现至今还没有终结，虽然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具有颠覆意义，但对文学史的补充、修正，却是有目共睹。比如，研究上海小报的李楠，最近就又发现了张爱玲发表在《小日报》的小说《郁金香》。刘增人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一书中也提到了多处新的发现。比如他在原始期刊的披览中，发现了臧克家1927年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一首诗，从而将臧克家的创作历程向前推进了两年。而在田仲济创办于山东济南的《青年文化》中，刘先生则找到了鲁迅《关于新文字》一文的原始出处，从而纠正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莫名其妙的注释，为新版《鲁迅全集》做出了贡献。只要这样的发现继续下去，无论是“不完整”的作家还是“不完整”的作家研究，都将被终结。也因此，2004年以来，强调原始文献阅读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流声音，重视对原始文献阅读的举措也不断推出。
就文学史的书写来说新文献的发现起到了匡正和增补作用，不过对期刊史研究来说，这些还只能说是副产品。实际上，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其办刊方针、编辑个性及运作规律，对创作队伍的组织、文学作品的生产、文学潮流的策动以及社团流派、创作风格的形成，乃至于对阅读时尚的培养、市场趣味的引导、文学传播的推进，都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据统计，从1915年9月到1949年7月，短短34年光景，现代期刊中的文学期刊总量达到三千五百零四种，平均下来，每年达百种，几乎三天就有一种新的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期刊研究上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如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一书中，刘增人先生用了大量篇幅，对现代文学期刊的生存机制与生态环境进行了细致梳理，总结出了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期刊运作中的对峙、传承、变异、组合的“刊际”关系，党派性期刊、商业性期刊与文人性期刊三种办刊模式的动态式制衡等。了解了这样的期刊生成环境，也就找到了现代文学万花缭乱一般美学风貌形成的文化机制。比如“对峙”，论者摒弃了以往对文学论争的意识形态偏见，指出，“对峙，其实是期刊迅速发展的一种捷径，因为在紧张的对峙关系中，一面迫使刊物积极组织有说服力和战斗力的稿件，努力完善自我的观点和主张，这就大大促进了刊物自身的理论水平与应对能力，同时，也就以热闹的论争把刊物变为读者热心关注的‘舞台’……于是刊物销量有望增加”。也就是说，对峙的态势对于对峙的双方不是两伤而是两利，它其实已经把商业上的良性竞争暗含其中。还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销量的扩大，对于追逐商业利润的商业性期刊，当然可以带来丰厚的利益。
陈平原认为，期刊研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技术，更是心态。”无论如何，带领人们回到文学史发生现场，以观察历史真实而丰富的层面，却是期刊研究旨归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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