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重庆出版社刚推出的《无声的群落》时，我不时停下来，掩卷沉思，等待内心剧烈涌动的情绪稍微平静一些。我对该书诸位作者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始终怀抱热情和理想敬佩不已，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极大不公正感到伤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之前，曾经和成都市一批下到西昌的老知青有密切的关系，还到好些知青点上去生活过，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了解他们的才华和对未来的绝望，1976年形势剧变之后，还和一些人有联系。很可能，我是少数本身不是老知青但懂得他们的人之一。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出版《无声的群落》一书感到特别的欣慰。
所谓“老知青”，就是在1966年之前下乡的知青，他们有别于1968年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城的知青。区别在于，后者大致上是从初中1968级到高中1966级一锅端，而前者几乎都是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或者高中的落榜生。如果说，我们这批作为文革中“革命小将”的新知青是兴师动众、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的，那么他们是早几年作为城市中的另类或异类差不多是被遣送下乡的。他们没有我们那样带着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当仁不让的余威和后劲，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无声地品尝人生这杯苦酒。当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回味政治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时，他们已经在思考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在社会上大声喧哗，把“劫后辉煌”、“苦难与风流”喊得震天响，小说、电视剧、电影，加上“黑土地”展览、大型会演、专列回乡的报道，“知青”一时成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题。但在这阵喧嚷中却听不到一点老知青的声音，其实，他们这批人走过的人生之路更艰难、更曲折，他们的遭遇更值得关注和同情，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不公正，它并不让吃过苦头的人得到补偿，哪怕是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终于，在下乡40多年之后，在第一阵知青热10多年之后，我们听到了老知青的声音。通过《无声的群落》，我们知道，在广大知识青年已经讲述过的令人感慨、回味无穷的历史中，还有那么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落，那里的故事同样感人，那里的苦难和奋争同样是我们那值得记忆和反思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是四川省重庆市在1964和1965年下到川东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当年他们之中的多数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学校和老师看重的人才，在从初中升高中或从高中上大学的考试中都获得优异成绩，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因为当时贯彻的“阶级路线”即基于血统论的歧视政策，他们受到了落榜的打击和羞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积极自觉地，有的人是被胁迫、不情愿地注销掉城市户口，去到那深山老林、贫瘠荒凉的大巴山区。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苦不堪言的人生道路，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浩劫，使得几乎全部老三届统统下乡，他们才与同代青年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同龄人同处社会、经济底层的平等，正如文革中几乎所有人同样贫穷和无望的底线上的平等。
我不重复书中的故事，读者自会读到和品味那真实、动人的描写。我只讲两点最触动我的事。
宋晓涛在《我的1964――1968》中写到，“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但在文革运动的混乱中，他读到了一份“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的文件，才明白“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而精简的标准，就是按照成分和家庭出身。
卢晓蓉在《咏雪四题》中告诉读者，在当了7年农民后，她偶然得到了当初她报考大学的材料，看到尽管在成绩栏里填满了高分，在优缺点栏里写的是各种优点而没有缺点，但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赫然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上面描写的情况是普遍的。其实，这是经历过上世纪50至70年代生活的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这样的事造成了亿万人的无奈和伤痛，造成了千万个家庭的破裂。但是，只有为数极少的书籍，才把这些情况用文字表达出来，《无声的群落》就属于这些少量的书籍。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后人在碰巧听到这类事情时，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懂得他们的父母辈为什么上不了大学，为什么要下乡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有一个从前的朋友和同事，从美国回来后似乎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一开始就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平等。
也许，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在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
我要向《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致敬，他们发出的卑微的声音会对改变我们因循守旧的历史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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