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 梁启超
本书是台湾中国思想史学者黄克武先生的代表作，研究的主题是梁启超。梁启超思想的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历久而弥新，如同欧洲的洛克、约翰・密尔、卢梭这些古典思想家研究，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如果要谈中国的现代性，谈中国的启蒙思想，梁启超是少数几个无法绕开的伟大智者。他留下的历史身影，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他的思想已被公认为中国思想的经典。
我的专业是研究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过去我受到一个比较流行的观念的影响，将五四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研究上很少接触晚清。之所以如此，如今检讨，乃是背后有一个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中国的现代性来自西方，五四是思想上大规模面向西方的开始，要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只要追溯到五四就可以了。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思想史视野，近十年来受到严峻的挑战。这几年，不少研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学者，都将寻根的目光内转，从海外回到本土。如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都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这一观察视野的大转换，意味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思想家的思想，就不是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而是中国思想内在演变脉络中非常核心的一段。王德威教授有一句名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梁启超的思想，在这样的视野大转换里面，就显现出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梁启超的一生，精力过人，著作等身。在其上千万字的遗作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02~1903年期间发表的《新民说》。克武的这部力作，正是以《新民说》为核心文本，研究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
穿越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重新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我有一个异常强烈的感觉，《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是充满原始气象的混沌之作。惟其混沌，气象和格局之大，后来者无人可比。《新民说》内中洋溢着各种思想的紧张：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利与义务、功利与义理、知识与德性、民权与国权、君子与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法律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现代中国各种各样对立的思潮，都可以从梁启超那里寻找到最初的源头，五四的思想家们在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之后，各自循着其思想中的一条路径，走向偏锋，最终发生不可调和之分化。
令人惊讶的是，从梁启超思想出发的各种分道扬镳的思潮，比如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政治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破坏主义与保守主义等等，在梁启超那里，却得到了某种调和。在后人看来是如此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冲突，在《新民说》里面，却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对于这一现象，克武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解释：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乃是一种调适思想。所谓调适，来自于墨子刻先生的“转化”（transformative approach）与“调适”（accommodative approach）的思想分析架构。简单地说，转化思想模式相信历史的发展是突变的，跳跃的，要从黑暗的现实跨越到理想的未来，需要人的意志力和革命精神来促成这一转化。而调适思想则认为，新与旧之间没有截然区别的鸿沟，历史的发展是各种思想和历史合力的产物，是在传统脉络中渐进的、局部的改革。在晚清的启蒙者中，谭嗣同和梁启超分别是转化思想和调适思想的两位典范。
以转化思想作为参照，研究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成为本书的中心旨趣。梁启超的《新民说》之所以包罗新旧，有容为大，乃是其调适思想模式使然。李欧梵先生曾经说过，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最难，因为要背负“十字架”，既要熟悉西方文化，又要了解中国的传统。以我个人20年的研究生涯，深刻感受到李先生道出我们这一行的个中甘苦。晚清以来的思想，就是中西思想相交的那个“十字架”中点。要对梁启超、严复、胡适、鲁迅、陈独秀、张君劢这些思想家有深入的探究，不得不将他们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作比较，观察其横向移植过程中的观念蜕变――假如其中经过近代日本的过滤，还要对东亚的思想脉络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还须将近代的思想放在中国自身的思想谱系中观其流变，寻找本土的文化传统。一般学者在上述某一脉络中有所心得，已属不易，惶论其它！
偏偏克武自觉地担当起学术的“十字架”，他对《新民说》的研究，正是放在中西两条思想脉络同时展开。比如，关于《新民说》中个人与群体、自由与国家关系的论述，梁启超究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学界多有纷争，至今尚无定论。克武对此没有作化约主义式的简单处理，而是将梁启超的自由思想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作比较，同时又放在明代王学思想传统脉络之中加以理解。他同意萧公权先生的看法，认为梁氏思想中不少观念与约翰・密尔十分类似，“虽然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下的个人主义者，但也绝不是一些学者所谓的集体主义者或权威主义者”。但又进一步指出，梁氏所强调的自由又是一个“非密尔主义式的自由”（non-Milli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liberty）,“这种个人仍是以保障个人为基础，但同时以为个人与群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有时强调以保障群体价值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显然，这种“非密尔主义式的自由”只有放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才能获得其自身的意义。
我认识克武已有十多年，作为与我同龄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我对他的研究充满了由衷的敬意，每每从他的成果中获得意外的启迪。在克武身上我常常感受到台湾学者那种既具国际视野、又有国学根基的深厚素质。作为思想史学者，背负“十字架”的另一重含义，乃是须兼有史学家的严谨与思想家的宽阔。克武恰恰同时具有这两种气质，这也是我推崇这本书的理由所在。
（《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黄克武著，新星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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