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
?福柯用他的“权力-话语”模式对“医院”这个特定的空间和“医疗”这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所进行的分析，把政治隐喻引入了医学研究的视野，对医学的人文研究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
?大人物梁启超在医院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其社会地位立即被淡化，他在医生眼里只是“疾病的载体”。……即使发生严重医疗错误，如果你相信科学，你就得服从医学科学权威的判定。“梁启超肾病案”典型地诠释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模式。
?《再造“病人”》以中西医冲突为线索，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及实践的政治、社会含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相信，为了救中国，就必需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而代之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而他们在医学界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相信，要强壮中国人的体质就必需“废止中医”而全盘接受“科学的”西方医学。
福柯在他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带着赞赏的口气说：“梦想家兰蒂纳给医学下了一个简洁而又有历史内涵的定义：‘医学最终将变成它应有的样子：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这个定义揭示了医学的双重性质：它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一书，“通过对结核病、癌症，以及艾滋病的考察，展示了一种‘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是如何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因此，疾病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视角，来观察和理解医学和疾病的这种双重特性。
疾病史研究：从自然史到社会史
传统的疾病史研究是从疾病的自然史开始的。赫尔希于1864年出版的《地理和历史病理学手册》可以看成是西方疾病史的开山之作，它为后续的各种疾病史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而1993年出版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全面地考察了东西方关于疾病的观念及其变化，“详细地记述了从天花、鼠疫到埃博拉病、艾滋病等158种人类历史上主要疾病的发生，流行及认识的历史”，可谓是迄今为止人类疾病自然史的集大成者。但是，这种被称为由医生为医生写的（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疾病自然史并不能完整地揭示疾病的本质。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兴起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文化研究热潮，对疾病史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些人文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开始介入疾病史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疾病，其结果是医学（疾病）史就不再仅仅是医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而且成为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史的一部分。这种研究不但丰富了人类文明史的内容，而且也更深刻地揭示了医学（疾病）发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从而更深刻地反映了医学（疾病）的本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医学疾病史的研究开出一个新生面，其中，福柯是最具代表性的，他的《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疾病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被认为是探讨近代病人在西方“权力压迫下”的心灵历程（疯癫与文明）和肉体历程（临床医学的诞生）的经典之作。书中福柯用他的“权力-话语”模式对“医院”这个特定的空间和“医疗”这一种特殊的人类行为所进行的分析，把政治隐喻引入了医学研究的视野，对医学的人文研究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
我国的疾病史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初，主要集中于传染病历史的研究；1950年代后，中国内地疾病史研究主要以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为核心，仍以传染病、寄生虫病为重点，基本上还是“医生为医生写的”疾病的自然史模式，研究成果主要以研究论文的形式散在地出现在各类医学杂志中，研究内容单调，视角也比较呆滞。改革开放以后，疾病史的研究开始多元发展，研究内容逐渐脱离自然史的范畴，进入了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过去20多年来，疾病社会史研究除反映在一些论文中外，还涌现出一些有深度的专著，如《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李中清、郭松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和《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余新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总的来讲，中国内地医学（疾病）社会史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在这个时期，我国台湾地区的医学（疾病）史的研究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较早地跳出了“医生为医生”写医学史的模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门成立了“生命医疗史”小组，一批历史学家们将疾病的社会史列入了其研究范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译著和专著。2000年在台北召开的“疾病的历史”学术研讨会，对促进两岸医学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内地疾病社会史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最近出版的两本专著似乎标志着中国内地医学人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西医“权力”的确立
一本是张大庆的《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中国近代医学史本质上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是一部中西医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复杂的交互作用，尤其是1912-1937年这段时期，中国政制转型，社会剧烈变动，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医学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关系特别密切，而现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建制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完成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进入“举国抗战”体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均纳入战争轨道，所幸的是，此时，我国现代医学的卫生行政体制、医疗保健体系都已基本确立。很显然，1912年-1937年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作者选择这一历史时段，从疾病谱的构成与特性、中国近代疾病观念的变迁、现代西医学建制、医疗卫生体系的建构、卫生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城市与乡村的医疗卫生实践，以及疾病模式转换中的医患关系等不同层面，全景式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特殊时期医学（疾病）的社会史进行了描述。该书资料十分丰富，一些“老照片”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另外，作者文字流畅，叙述清楚，使得该书兼具学术专著的深度和“公众读本”的普及性。
在该书的诸多内容中，关于现代医学话语下的医患关系的描写是最有意思的内容之一。根据福柯的观点，近代医院就是一个按照知识F权力模式建构的空间。在现代医院中，医生使用“科学的话语”对病人的身体行使支配的权力，就像中世纪的僧侣代表上帝对信徒的灵魂实施控制一样，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现代医院里，即使治疗出了“差错”，其评判者，不是行政司法，也不是世俗情理，而是先由高高在上的“科学话语”来对“医疗”的正确与否进行评判。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处于绝对弱势状态，除非极端的情况，由医疗事故引起的诉讼大多以病人的败诉告终。
《中国近代疾病史（1912-1937）》一书中例举了当时几宗影响很大的医疗纠纷案，其中最著名，并最具有隐喻意味的是“梁启超肾病案”：1926年初，梁启超因血尿久治不愈而进入协和医院，医生经过包括X-光在内的一系列检查后认定他患有右肾肿瘤，并据此作出切除右肾的决定。手术于1926年3月16日实行，术后对切除的右肾进行病理检查，结果既没有发现肿瘤，也没有任何病灶。显然此右肾是被“误切”了。对这起明显的名人医疗事故，舆论大哗，“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但梁启超本人却认为“右肾是否一定该切，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说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甚至还为医院掩饰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技术精良，我体质本来强壮，割治（肾脏）以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壮实了。”但实际情况是，术后，医院立即意识到右肾是被误切了，“又在口腔和饮食上找原因，拔去梁启超七颗牙齿，并饿了他好几天，结果仍止不住尿血”。三年后，梁启超病逝，“与此次错摘器官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大人物梁启超在医院这个特定的空间里，其社会地位立即被淡化，他在医生眼里只是“疾病的载体”。在医院里，医生们使用科学的话语，以“科学”的名义对病人的身体进行处置；而就病人来说，不管你是何等人物，都必需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身体，包括个人的行动自由、身体隐私都交由医生支配，甚至个人意志也被“温柔地剥夺”，即使发生严重医疗错误，如果你相信科学，你就得服从医学科学权威的判定。“梁启超肾病案”典型地诠释了福柯的“权力-话语”模式。福柯指出，在强大的医学科学话语面前，医患之间的平等关系，只能是一种神话。
医学对社会空间和人的行为控制在传染病大流行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传染病医学及其实践，更导致医生政治化”，“他们受命监视本地区的时疫流行情况，医生的权威同国家结合起来”（《福柯思想肖像》，P124,刘北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经过SARS之后的中国人，想必对此体会尤深。
《再造“病人”》：一种“医学政治学”
现代西医学在中国本土建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中医学的排挤和打压。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使中医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后虽经中医界抗争，此案未能顺利贯彻执行，但中医的生存空间无疑还是被大为压缩。中西医论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重大社会事件，它表面上是医学理论层面上的争论，实质上是一个实践上的问题；表面上是关于医师的职业资格的问题，实质上是两种医学体系争夺话语权和生存空间的较量。如果把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集中爆发出来的中西医论争事件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原因。正如张大庆所说，“‘疾病’是一个含混的实体，不仅仅是一种躯体的状态，一个生物学事件，它也反映出医学知识和医学制度进化的历史，反映出社会对疾病的态度和人们信奉的疾病的观念，而这些态度和观念又影响着卫生政策和立法，影响着医患关系”（《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P14）。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对疾病的理解及诊断，治疗都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因此在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研究中，中西医论争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中国近代疾病史（1912-1937）》一书遗留下来的这个空间，被由几乎同时出版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填补并扩展了。
《再造“病人”》以中西医冲突为线索，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及实践的政治、社会含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近代中国人体质上的羸弱和“东亚病夫”的形象可以隐喻成近代中国国力的衰落。近代中国就像一个等待救治的病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相信，为了救中国，就必需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而代之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而他们在医学界的追随者们也真诚地相信，要强壮中国人的体质就必需“废止中医”而全盘接受“科学的”西方医学。这样，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通过就不是偶然的了，它在实质上隐喻了中国的国家政治选择。鲁道夫所说的“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再造“病人”》，P4），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杨念群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变革发生重大或微妙变异的历史，往往纠缠于医疗模式选择的反复权衡之中，从而也使之成为近代政治实践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造“病人”》，P409）。因此如果说桑塔格对疾病的隐喻更多地是从道德层面进行联想的话，《再造“病人”》一书对医疗行为的隐喻则更多地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因此我愿意将这本书归为一种“医学政治学”。
杨念群称这本书是“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方法引发的关于医学和医学史（或作者所称的“医疗史”）的丰富而有意思（虽然不一定都正确）的联想、隐喻和论述，也许会引导更多的人文学者对医学和医学史予以关注。医学是一个广阔的空间和神奇的领域：它“关于自然人的知识”使生命科学与临床医学在这里交叉；它关于“社会人的知识”使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法医学等人文医学各学科都在这里汇合。我们希望，医学是“关于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知识”的特点，会使医学真正进入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时代。
《再造“病人”》一书追求“宏大叙事”，时间跨度150多年，因此虽然多达43万字，但仍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医患关系以及西医医学团体的成立及其建制化过程等论题都没有作很好的发挥。此外，本书涉及的论题广泛，也使它不可能对论及的问题都做出更详尽的阐述，这就为后续的研究留足了空间。
该书的一些观点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对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评述，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不同的历史视角中看出不同的意义。它与上世纪30年代陈志潜“白大褂下乡”的乌托邦式地在农村推广西医不同，60年代毛泽东对当时医疗卫生状况所表示的愤怒，主要是因为农业合作化十几年了，而农村医疗居然还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农民“一无医，二无药”，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对毛泽东来讲，农村合作医疗采取西医还是中医，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当时农村赤脚医生主要还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病，除中草药外，打针和挂盐水瓶是他们常用的方法。笔者1970年代在农村公社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工作8年，对当时农村农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准确地指出，“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赤脚医生在“工分计酬”分配中的优势随即烟消云散了”（《再造“病人”》，P400），“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赤脚医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再造“病人”》，P399）。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命运紧密相联，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对在当时中国农村实行的，涉及几亿农民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进行评价，现在还为时太早。
本书在叙事时段的选择上，令人颇费思量。作者把1832年作为叙事的开始，理由是这一年“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伯驾（Parker）登陆中国”。但是1820年李文斯敦（Livingstone），1827年郭雷枢（colledge）都在澳门办过眼科诊所，他们都比伯驾1835年在广州办眼科医局要早，而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则更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利玛窦（Ricci，Matthieu1552-1610）、熊三拨（Ursis Sabbathin de，1575-1620），以及艾儒路（Julioaleni，1582-1649）、汤若望（Schall Von Bell，JA，1591-1666）等人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些早期西方医学的传入并没有引发明显的“中西医冲突”。西方医学全面进入中国本土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以1846年上海仁济医院以及1866年广州博济医学校的成立为标志，大规模的西医院和西医学校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才逐步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中西医冲突”。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似乎是更好的叙事起点。本书的历史叙事一直延伸到1985年，因为这一年代表了“赤脚医生体制的终结”。
此外，该书对中西医论争历史的一些观点也是可以讨论的。但该书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医学社会史的新视野，这是主要的。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和《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都可以看成是近年来中国内地医学人文研究中，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如果你把它们互相对照来读，一定可以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有更深刻和更有趣的理解。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张大庆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25.00元）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3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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