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3年去过一次新疆再没有去过，算来已是23年前的事了。每次遇见新疆朋友都盛情邀请我再去一趟，却总抽不出时间。我不止有很多交情较深的新疆朋友，如著名散文家周涛、著名歌唱家克里木、作家艾克拜尔、买买提明・吾守尔、吐尔逊・尤努斯及哈萨克族作家兼翻译家朱玛拜・比拉勒等人，还有许多从未谋面的新疆朋友。
在我的印象里，当年乌鲁木齐最高建筑是“八楼”，那是我到乌鲁木齐市住的宾馆。除此之外就是一个人头攒动的集市，和其它西北地区的集市稍不同的，不过是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头戴小花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裙而已。到处是烤羊肉串的摊点，烟雾缭绕，肉香扑鼻，市面非常热闹，脚底下却凹凸不平，让人深一脚浅一脚地似乎摸不着边际。我记得在乌鲁木齐住了两天就前往北疆南疆，可以说，不到新疆就不知道中国之大，之广袤、之浩瀚。坐在汽车里颠簸一天见不着一个人影，第二天再颠簸还是见不着人影。公路之外的平原山川都还保持着纯自然的面貌，渺无人烟。汽车跑一两天，才能从建设兵团的这个团场到另一个团场，见到的干部战士，一张张皱褶堆积的脸上挤满亲切的笑容。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能见到陌生的面孔，立即就能感到一种暖心的亲和力。每家都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做客。我所到的家庭几乎都一模一样，只有从墙上挂的照片上才能知道谁是这家的主人。这些家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所谓的“异地婚配”，丈夫是第一代农垦战士，籍贯在天南海北，真可谓“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而妻子不是后来的山东河南姑娘就是上海四川姑娘。在我到的那年，婚龄都有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有的连孙子也有了。可以想象没有恋爱过程的婚姻在刚结婚时的尴尬，可是至少在我看来每家生活得都很美满，并且家家都是“妻管严”，以致令我怀疑起恋爱过程对一个人的婚姻是否有必要了。
应该说，新疆的社会变化是外来各省人与本地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外省人的参与，新疆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关于这方面，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到与俄罗斯接壤的某一个团场的连队听说的事。那是个很偏远的连队，即使离他们团部也有半天的路程。一片荒原上用土坯堆出一处居民点，干部员工都是外来人口。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这个连队与全国各地一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也和全国各地的追悼会一样用纸扎制了许多花圈。开完了追悼会，干部员工都不知怎样处理这些花圈为妥。当垃圾烧了、拆了、扔了都有不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嫌疑，谁都不敢做主，因为弄不好会追究责任，轻则挨批斗，重则受处分，只好将上百个花圈暂时搁置在会场的后台。几个月后，到了1977年的春节，连队在这个“多功能”的会场放映电影。看电影是这个偏远连队的盛事，有的全家老小都高高兴兴地端着凳子进了“电影院”。电影还没开始，孩子们打打闹闹，据说有个孩子放的鞭炮一下子把后台的纸花圈点燃了。而这座会场完全是用“干打垒”的方式修建的，冬天，土坯垒的墙壁上开的几扇窗户为了防寒被封住了，除了一个进出的大门再没有什么安全通道。“干打垒”的会场顶部是芦苇扎成的拱形草把，拱形草把上铺一层沥青毡（又称“油毛毡”），沥青毡上再?上泥，这是当年西北地区典型的土建筑，我所在的宁夏也很普遍。芦苇和沥青都是易燃物，烧起来就成燎原之势，屋顶下的人们乱作一团时，屋顶烧着了的草与沥青却猛地全部坍塌下来，一下子把人群全罩在里面。那次火灾死亡了200多大人儿童，几乎家家都有死伤的人，有的全家绝灭。我还去看了当年的现场，时隔7年，颓垣残壁上还留有人们抓扒的痕迹，让我惊心动魄。活着的家人当然更是睹物伤情，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低，仅仅是希望领导让活着的人们回到各自的老家去而已。
坦率说，就是这件事触动我写了小说《肖尔布拉克》，这篇小说当年即获得全国小说奖，后来又拍成电影。再后来，据说新疆生产了一种白酒就名为“肖尔布拉克”，这也应算我对新疆经济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吧。现在，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新疆，我就会联想到那件事故。如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料想事故早已妥善处理，活着的家人有了新的生活，也逐渐淡忘，精神得到了平复，但生活在新疆的外省人对新疆的奉献和牺牲，总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我衷心地祝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