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娱乐圈，一提起新疆，人们总会想起李亚鹏和王学兵，对于陈建斌也是新疆人的事实，知道的人似乎并不多。
晚上十点钟，我拨通了陈建斌的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嘈杂，要喊着才能听清楚，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公益活动。半小时之后，我又打电话过去，表明这是一次围绕新疆的采访时，他便很爽快地
采访地点约在亚运村的一家咖啡馆里，由于我早到了15分钟，便一直在猜测陈建斌会如何亮相。我曾经在公众场合见过几位影视演员，他们往往带着墨镜，即便是在晚上也舍不得摘下，这让我很怀疑墨镜的功能究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是为了引人注目。后来，陈建斌穿着图案简单的T恤和短裤出现在门口，他没有墨镜，也没有引起周遭人群的窃窃私语，行色匆匆地穿过人们的目光之后向我走来。
陈建斌声音洪亮，肢体语言丰富，说起话来喜欢打手势，他思维连贯，每当我想插嘴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说“你等我把话说完”。
陈建斌的身上，透着一股的西北男人的“爷们儿”气，而且他直言自己看不惯南方男人的“粘乎劲儿”，另外他还不喜欢上网，不喜欢一切节奏快的东西。
陈建斌的祖上不是新疆人，“当年我的太爷陈万仓走西口，来到清朝被称为迪化的乌鲁木齐。但是太爷他不识字，不会写信，渐渐的和在西安的亲戚失去联系。”陈建斌的父亲是一位越野摩托车手。18岁时，陈建斌曾经报考过北京体育大学，但是不幸落榜，却被2年后中戏在新疆招生时录取了，走上了演艺生涯。
小时候，陈建斌淘气、倔强。“爸爸没少打我，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求饶，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求饶”。直到有一次看到邻居家的小孩为了避免挨打，满嘴软话的向父亲求情时，他非常震惊，第一次懂得了表达感情是可以避免一场皮肉之苦的道理。
“新疆男人不善言辞，就是在酒桌上拼酒，也没那么多客套话，咣咣就下去了。反而那些爱说的男人很让人瞧不起，被称为‘套客’，意思是光说不做的嘴把式。新疆的女孩也是如此，她们不会像南方女孩那样柔柔的、甜甜的，她可能不说，但她肯定是默默地为你做事情。”
18岁那年，陈建斌第一次和父亲走出乌鲁木齐，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问父亲“这里比乌鲁木齐大吗”？而这次长途跋涉的经历，让他终于明白什么是遥远和广阔。
“小时候，我对距离没什么概念。站在我家附近的妖魔山（现称为雅玛里克山）上，望着连绵的山峦，我以为翻过这几座山就是西安，再翻过那几座山就到北京了。所以那次坐火车从新疆出来的经历简直让我震撼。”20岁考上中戏以后，陈建斌回家次数不多，乌鲁木齐日新月异的变化，甚至会让他迷路。“儿时记忆中的城市正在渐渐消失。”即便如此，16年在外生活的经历并没有改变陈建斌生理上对家乡的依恋，“饮食上讲，这么多年来只有西北菜能让我最舒服，尤其是吃到我妈做的菜，我才能觉得食物和身体是融为一体的。”
尽管在乌鲁木齐长大，可是陈建斌说自己从来没有在新疆旅游过，“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旅游的概念，出国和去外地，都是因为工作。有空的时候，我宁愿在家看书、游泳。”说到读书，陈建斌的阅读范围很广，从旧体诗到思想文丛，从小说到地理志，都有涉猎。而且，他还收藏了几乎所有涉及新疆题材的出版物。“有关新疆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我喜欢王蒙的《在伊犁》，周涛的散文，不过至今为止，我认为能把新疆写好的作家真是不多。”
说完书，电影便成了自然而然的话题。“我一直在关注新疆电影，而且事实上，年年都有人在拍新疆电影，但是为什么你们看不到，为什么你们对新疆的印象还是那些吐鲁番的葡萄、大坂城的姑娘？”说到这里，陈建斌显得很无奈。“新疆太不会表达自己，她需要一个好的表达方式。”他希望有一天，一个好的剧本，能让新疆也像《乔家大院》掀起的山西热一样被人关注，被人了解。
1998年，为了生活，陈建斌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话剧去拍电视剧，7年过去了，他拿了“飞天”和“金鹰”后，仍然怀念演话剧的那段日子。“电视剧的节奏太快，一天要拍好几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拍《乔家大院》的时候，我都快挺不住了。还是话剧的节奏更适合我，花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拍一幕戏。”
节奏，这个词常常被陈建斌提到，对很多事情的不满，他都归结到节奏这个环节上。“我不喜欢上网，网络带来了不容思考的快速生活，但是快并不总是好事。我觉得无论是一条信息还是一个事物，它必须有一个让人接受和判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有内心的斗争，也许有猜测怀疑，但我认为它是美妙的。”
“这是一个浅尝辄止、没有深情的时代。我更向往生活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没有电话，朋友亲戚间要串门；没有网络，从写信到收到信是一个多么温馨的过程，现在可好，即使是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天天打电话，恐怕半年都不会见面。这真的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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