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托尔：厚积薄发，矢志不渝

皮托尔

塞尔西奥・皮托尔（SergioPitol）1933年3月18日生于墨西哥普埃布拉市，四岁丧母，不久丧父，由亲戚抚养成人。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曾在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逗留；后从事外交事业，先后任墨西哥驻法国、苏联、

主要著述

迄今已发表短篇小说集十余部，长篇小说多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短篇小说集《创造时间》（1959）、《众人的地狱》（1964）、《气候》（1966）、《查无此地》（1967）、《洞房花烛》（1970）、《布哈拉之夜》（1981）、《阿尔西米拉》（1981）和长篇小说《笛声》（1972）、《花玩》（1982）、《爱廊》（1984）、《驯鹤》（1989）等等。皮托尔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的文学评论在拉丁美洲享有盛誉，其中《赋格曲艺》（又译《逃亡的艺术》1996）、《想象与身份》（2002）是集成之作。他还翻译了亨利・詹姆斯、康拉德、奥斯汀等诸多英美作家的作品。

　　6月8日至22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墨西哥驻华使馆、西班牙驻华使馆和世界旅游文化协会的邀请，皮托尔再一次踏上了阔别四十余年的北京。人非物非，能不感慨万千？四十多年前，他还是个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的热血青年，而今虽他初衷不改，却已是一头白发。然而，他仍像执着于文学那样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在不无迷惘和浮躁的当下，皮托尔的来访何尝不是一剂良方。故此，笔者借工作之便采访了皮托尔先生并整合相关资料以飨读者。

人之初; 命太苦

汉语中的“苦”字仿佛概括了人生苦短、世事乖谬：草头为眉，十是眼鼻，张嘴便哭，哭出人生悲苦多舛。这也许是我们后人的望文生义，也许是我们祖先的聪敏睿智。而人生之初，最可怜的莫过于我国民谣中说唱的“小白菜啊，地里黄呀，两三岁啊，没了娘呀……”但是，皮托尔的命比“小白菜”还苦。他出身在墨西哥中部城市普埃布拉的一个贫苦家庭。他降生后不久，父亲即因脑膜炎落下后遗症，并从此卧病不起；母亲于是含辛茹苦，独自支撑家庭、抚养皮托尔姐弟三人。正所谓破船遇到顶头风，屋漏更遭夜来雨：皮托尔四岁那年，母亲不慎坠河身亡。母亲一走，父亲也终于拗不过命运的作弄，撇下三个幼小的骨肉跟着走了。姐姐无法承受双亲撒手人寰的惨剧，竟也一病不起、不久便匆匆地追随父母去了。父母双亡，姐姐夭折，皮托尔和弟弟成了孤儿的孤儿。这时，外婆和舅舅向孤苦伶仃的皮托尔兄弟伸出了援手，将他们从普埃布拉接到了委拉克鲁斯。虽说是在外婆、舅舅家里，但毕竟寄人篱下，因此皮托尔兄弟处处小心谨慎，事事无师自通，可谓乖巧自立。但是老天无情，居然再次将灾难降临到皮托尔身上：可怜他小小年纪就染上了疟疾，而且因治疗失当而雪上加霜。从此以后，他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烧起烧退，烧退烧起。就这样，灾难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在他的头上，仿佛老天有意考验人类的意志。这样的人之初，要是出现在哪部文学作品中，人们一定会觉得那是感伤主义骗人眼泪的渲染、煽情。

这些磨难足以让任何幼小的心灵枯萎，也足以让任何坚强的神经断裂。但皮托尔顽强地成长起来并以非凡的毅力战胜了困苦与疾病，在创作、教育、翻译、研究等众多领域出类拔萃。这恰好印证了海明威的一句话，即“童年的不幸是作家的最大幸福”，换言之，作家的最大不幸很可能是童年的幸福。这或许更应了我们的一句古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故此，我们有理由奉劝天下父母不可以溺爱孩子。这是题外话，可能纯属多余。

万里路; 万卷书

有则名曰《行者》的寓言说：从前有个年轻人，居住在偏僻的山村。他心血来潮，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游历一番。几年以后，年轻人不再年轻，他风尘仆仆、行囊空空地回到故里。左邻右舍不免议论，问他何苦来着。他不予回答，却反问道：“你们说我家门前的歪脖子树上有什么？”众人回说：“没什么呀……”行者于是又问：“对面山上呢？”众人曰：“树呗。”行者说：“我却看到了许多。”这里说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类的道理。行者看到的“许多”意味深长。其中当不乏审美的和认知的维度。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有句名言，谓“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这当然是极而言之，但涵义大致相同。帕斯所指，无非是说几乎所有拉美作家都曾“别求新声于异邦”。但像皮托尔这样在外面的世界一转就是三十年的“浪子”，却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学业，青年皮托尔拳打脚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碰到什么干什么，因而替不少人做过短工，考上大学后又一边学习，一边替同学跑腿、替报社打杂，可谓十八般武艺样样试过。大学毕业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使他义无返顾地背起行囊，经西欧抵达南斯拉夫，而后辗转于苏联及东欧诸国。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北京。那时，新中国正因自然和人为灾害而陷入困境，但皮托尔不气馁。他在北京一待就是十个月。在此期间，他一边在外文局任翻译，一边穿梭于新旧文明的光华之间。他服膺于中华文化的悠长与深邃、丰厚与细腻。“可惜我不懂中文，”皮托尔一再慨叹。

从西方到东方，从东方到西方。60年代中叶，皮托尔回到西欧，先在巴黎、罗马等地逗留，后至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从一家报社到另一家报社，从一个出版社到另一个出版社，怀铅吮笔，苦不堪言。适值拉美文学全面炸开，但皮托尔不拘牵，他像一位不倦的行者，继续让自己足迹遍布世界：从美洲到欧洲，从西方到东方，并用理性和感性的双翼，在真实和梦幻的临界点上往返、盘旋……“作为对灰色世界及无聊生活的补偿，我开始戏仿。”于是，他先后发表了《创造时间》（1959）、《众人的地狱》（1964）、《气候》（1966）、《查无此地》（1967）、《洞房花烛》（1970）等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固然很快被淹没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的一片喧嚣之中，但它们见证了皮托尔的执着与不同。

皮托尔先生不迷信。当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风光无限地红遍世界时，他依然执着而孤单地奉行着自己人生和艺术的主义。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却很少言信行果的话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七、八十年代，皮托尔在出任墨西哥驻外使节的同时，继续奔走于东西方，并大量阅读西欧和俄苏文学，他既感佩乔依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也为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所折服；同时致力于翻译英美作家，计有亨利・詹姆斯、奥斯丁、康拉德，等等，译作凡数十部。

然而，皮托尔先生是成功的。西班牙语文坛最高奖――塞万提斯奖便是一个明证。同样，他的《夫妻生活》被中国读者推为好书也是明证之一。

于是，我们有理由敬告年轻的作家、艺术家们坚定意志，走自己的路；同时放开眼量，去真诚地拥抱世界。

心平如常; 荣辱不惊

今年4月23日，皮托尔因“致力于丰富西班牙语文学遗产”而获得2005年度塞万提斯奖。当他从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王后索菲娅手中接过该奖时，曾和他一起候选本届塞万提斯奖的乌拉圭著名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秘鲁著名作家布里塞・埃切尼盖和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马尔塞向他表示了由衷的祝贺。这一天正是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忌日（自1995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这一天为“世界图书日”）。这一天，西班牙以皮托尔的朗诵（《堂吉诃德》：“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恰的一个村子里，村名我不想提了……”）为读书日和全国马拉松比赛拉开了序幕。此前获此殊荣的墨西哥作家惟有富恩特斯和帕斯。

但皮托尔先生不骄矜。他依然是他，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写自己的书。不卑不亢，心平如常；得失无计，荣辱不惊。用他的话说：“获奖当然好，甚至是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我因此而感谢大家；但更需感谢的是文学，因为文学贯穿了我的存在，我所有的经历和思索、感念和想象尽在其中……它何啻是一面镜子，它是一种透视：是真实之梦。”

无论为人为文，皮托尔都不同于我国读者耳熟能详的魔幻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作家。概而言之，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关注的是神乎其神的集体无意识或惊世骇俗的表现形式，而塞尔西奥・皮托尔似乎更在意平凡人的平凡和不那么平凡的禀性。换言之，他善于发现和表现被庸常遮蔽的人性奥秘。这种奥秘虽非随处可见，却是可能的和合情合理的。“雅克丽娜・卡斯科罗是本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人生的一大段旅程中，她积累了不少关乎夫妻生活的庸常经验：冲动、争吵、背叛、危机和妥协。然而，在她弄断一只蟹脚、听到有人打开香槟酒瓶的瞬间，一切都改变了。她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所钳制，这种思想在她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使她永远变成了一个邪念迭出的女人。”《夫妻生活》从此拉开序幕。然而，女主人公迭出的邪念每每歪打正着，一步步直抵夫妻生活的奥秘：热情的一点点冷却，邪气的一点点滋长。

笔者曾经写到类似文字：多年夫妻成兄妹。朝朝暮暮，长相厮守，冷却了热情，增添了亲情；休戚是同，耳鬓厮磨，少了些好奇，多了些相似，能不成兄妹？朱颜绿鬓，新婚燕尔，容或不信；老夫老妻，则当如是观、如是感。但文学给出的，往往不同。文学需要非常。即或不怕清汤寡水，了无滋味，也难以阻止它的理想主义基因去违背庸常，粉碎多数人用平凡和习惯构筑的现实基准。就说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吧，他们可是人所共知、可比镜子的现实主义作家，但生出的却无不是非常，是个案，是悲剧：不幸家庭的特殊不幸，即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以不同的方式为“浪漫的爱情”牺牲“幸福生活”，并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碎骨粉身。

相形之下，皮托尔笔下的雅克丽娜更庸常，她可以说是世间随处可见的那一类女子。她出身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有过务实多于浪漫的恋爱和世代相因、约定俗成的婚姻。但血液中涌动的某些浪漫基因（且多半是文学作祟）使她始终不甘寂寞，以至于最终红杏出墙。与此同时，丈夫商场得意。但故事并不因此而落入古来爱情和婚姻悲剧的窠臼。皮托尔懂得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而且他关注的并非诸如此类的轰轰烈烈、凄凄惨惨，而是普通夫妻生活的杯水波澜。俩夫妻吵了又和，和了又吵；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因由无非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真正的悲剧因素（背叛）倒反而被掩盖了起来。作者从女主人公切入，悉心探讨热情消弭之后的同床与异梦、疏离与猜忌，可谓入木三分。于是，在一连串类似于小题大做和无事生非的争吵与较量中，作品细致入微地展示了雅克丽娜是如何一步步亲手将家庭拆卸并将自己引向毁灭的边缘的。这其中有诸多转折，它们庸常、简单得像无意中掰断一只蟹脚，但又每每于无深处惊雷轰鸣、狂涛骇人。这不正是许多普通家庭的忠实写照吗？在这些司空见惯的家庭纠葛中，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庸常与渺小得以深刻、淋漓地展现。

皮托尔处理这类故事可谓得心应手。中译本《夫妻生活》中有关婚姻、爱情的篇什都有类似妙处：简单之中见复杂，平凡之中现非凡。属于另类的有《布哈拉之夜》等少数篇什。这后一类故事直接指向形而上学的奥秘。因为是形而上学，它们无须证明其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或可信性，也无须提供庸常的情景。他们往往发生在遥远的国度，呈现的也是一种只有在神秘王国才可能出现的玄妙与恐怖。一如古老的诺斯替教，皮托尔的奥秘必须通过某种类似于古老宗教仪式的残酷体验方能显示。于是，主人公（旅行者）陷入了一个未知的神秘世界；但神秘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象之一，涌动在背后的是考验人性的种种诱惑、恐怖和未知。这时，“陌生化”效果出现了。性别的、职业的、民族的特征开始淡出，渐次凸现的是人性的某些被文明包裹的“本质”因素，如怯懦与鄙薄、盲目和无知，等等。

凡此种种，当然不是皮托尔的全部。皮托尔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在长达50年的文学生涯中，皮托尔有过很多次改变。比如从年轻时期的形式主义到中年时期的愤世嫉俗再到后来的从容与深邃。如此，他的人物从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从普通百姓到各色侨民，可谓五色缤纷。但比较一贯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往往疏于情节，因此有时连复述都很困难；相反中短篇小说倒有不少称得上是妙手天成、引人入胜的。此外，他的早期作品多以社会丑恶为揭露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比较鲜明；后期作品却愈来愈复杂和晦涩，题材、人物、形式都充满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把作者和读者引向多元和开放，而是恰好相反，因为它们所揭示的大多是“庸常”人性在非常时期的平庸与无能。“老作家开始构思下一部小说。起先，他一如既往地翻阅别人的作品，但很快厌倦了。他百无聊赖……”这是《驯鹤》（1989）的开场白。

总之，皮托尔是悲观的，悲观像一剂猛药从生活渗透到文学（反之亦然）：先是建构文学，复又解构世界，而后解构文学并最终自我解构。如此，也许正是皮托尔赖以不断地刺痛自己、刺痛读者神经的有效方式。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在，皮托尔先生不远万里，时隔四十年再次来到北京，让我们有机会聆听他这位久违老友的心声；而这又难免让我们想起萨拉马戈当年也曾以古稀高龄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尔后，萨拉马戈先生后来居上，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由此，我们何尝不可以希望这里同样是皮托尔先生的福地：不久的将来蟾宫折桂，成为诺贝尔家族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