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缺一的麻将台,一皮箱用绫罗绸缎精制的旗袍,桂林的山水……诸如此类的物件和景色,如同道具和天幕,展露着,铺垫着,悄无声息地烘托出八个女人的命运遭际。“三个女人一台戏”。八个女人的参差登场,生活细节就串成了在希望和命运的纠缠中,对人生的回顾和展望。小说《喜福会》的戏剧性故事,就这样在著名华裔美
以讲故事见长的小说,以何种视角切割人生,剖析其腠理,颇有讲究。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自叙口吻,如同汁水饱满的鲜果,比较能保持人生的原味。《喜福会》让八个女性的自叙(确切讲是七个女性,因为吴素云的人生经历由她女儿吴精美讲述)次第出现,交叉穿插,安排巧妙。这么做不仅以互见的方式,补充了每个女人视角的缺失之处,又有意无意间,酿造一种女人谈话的“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又唠唠叨叨的氛围。琐碎的日常生活,喃喃自语和娓娓诉说,就如“捡起一件旧毛衣拆开底边,从中挑出一根毛线头,只要抓住它,一抽,即刻,以破竹之势,成件旧毛衣很快就化成一根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毛线”般绵密、悠长,演绎一位位中国女性的生平,有着陈年宿古的阴柔气息。无论是来自上海,在侵华日军的炮火中逃难,百般无奈中丢弃了双胞胎女儿的吴素云;还是生于太原,在汾河水灾中家道败落,匆忙嫁人的龚琳达。她在新婚之
《喜福会》(新译本),(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28.00元 |
《喜福会》中那4个从20世纪40年代移民美国女性的生活往事,看起来与“喜”和“福”毫无关联。即使到了美国,再婚,生儿育女,“喜”和“福”也只是她们的一种希望。信奉上帝或许让“信仰”祈求成好运。谭恩美在书中借许安梅英语发音不准,在“命运”(fate)和“信仰”(faith)上玩个文字游戏,似乎是独具匠心的。因为小说情节很快就急转而下。许安梅的儿子平在海边被海浪卷走失踪,许安梅伤心至极,最终在《圣经》的《新约・灭亡》篇目那页上,用铅笔淡淡地写了两个字:许平。然后把这本《圣经》压在桌子的脚下。一压就是二十来年。
压抑的愿望必然要萌发,追求美好人生是再正常不过了。4个女人把心思都寄托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希望女儿幸福,生怕噩运的阴影笼罩到女儿一辈的头上。于是对女儿的寻偶、婚姻,离婚和再婚,虎视眈眈;对女儿的家居、摆饰、饮食起居挑剔得没完没了。龚琳达的女儿薇弗莱・龚这么评价道:“多年来,只是以她的绒线为盾,编织针为剑,貌似张牙舞爪地,却在耐心等着自己的女儿,将她请进她的生活中。”母亲当然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指导女儿的生活。但是母亲的中国生活与女儿的美国生活恰恰最无法吻合。《喜福会》由此写四个女儿的生活,有着如此强烈的喜剧色彩,以至于冲淡了四个母亲的惨痛记忆。在悲悼与诙谐中,小说的情节载着人物的悲欢离合,或沉重或轻快地游弋着。文字呈现出一种美国式的幽默,也间或表露出一种中国语言的原生态。比如说用“立时三刻”,“贼忒嘻嘻”这类吴语声腔的词汇。估计这是因为《喜福会》的译者,是著名女作家程乃珊。作家出任译者,在选词用句方面,颇见功力。
用中译本不到260页的篇幅,荷载着几个女性的前世今生。将20世纪的中国和美国的风土人情看似泛泛,又笔笔点睛地描摹。作者谭恩美是个生于美国,用英语写作的华裔女作家,某些中国历史景物不可能如中国作家一样熟悉,可《喜福会》却生动、细致地写出了母女亲情,中国式母爱与美国文化的矛盾,使爱变成无意中的伤害,等等。情感与文化的纠葛,那种缠绵,又有女性的自立、自强。四个女性的母女情和家世史,在小说结尾又一同归结在华裔血浓于水的寻根意识这个源头里去。
20世纪现代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人对时间与空间的迷惑。人的生存在时空的坐标里得到定位。《喜福会》的视角犹如将“迁徙”作利刃,一一剖析人物的生存空间。回忆、思乡,对家园的认定和寻根意识,被制成生物学意义上的切片,放大和透析,然后又被浸泡在浓浓的母女情感中,东方文化与西洋文化,如同两束不同方向的激光,对其齐齐投射,细细扫描……或许这么比喻《喜福会》的写作技巧,过于干涩。但读完小说,人们不得不敬佩这个用英语字母写中国母女情感的作家谭恩美,她使移民美国的那些中国女人,在旗袍、麻将、芝麻糊和赤豆汤的烘托下,一个个鲜活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