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聚会时，汪民安把他的新作《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送给了我。虽然其中有些文章以前读过，但也有不少是第一次阅读。将同一主题的文章集中起来阅读，令人感到一种厚重的分量。
文集的第一部分是“身体的技术”，不过，围绕着身体展开的是文化探索。汪民安的论述表明，按照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汪民安论述国家对身体的控制、性感和外在性、绝食和自虐等主题。他指出，“身体再也不是自我的财产，不是自己能主宰的对象，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之中”（第49页）。从汪民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性本身的生理学范畴并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这并不是说在区分性别身份时我们所指的生理差异并不存在，而是说它们的作用变化不拘。
在“身体的技术”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不仅影响我们了解身体的方式，而且它还刻写在身体上面。人们一些基本活动的方式，如睡觉、吃饭、坐立、走路、做爱、生育等等，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是自然的，而是一系列的“身体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学习出来的。大部分身体技巧服务于一种更实用的功能，关系到一种社会秩序的需要，或者说它是一种禁止无序活动的机制。成功地遵从礼仪在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表明人们所遵从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控制的倾向与对个人和公众的意识。
该书的第二部分谈的是空间的政治问题。自20世纪后期以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课题。汪民安从列菲弗尔的空间理论出发，首先论述了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空间是生产资料，所有空间都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空间都有使用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空间可以被消费，成为消费的对象；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社会创造了空间，又受制于空间，空间反过来形塑着社会构型。社会和空间是一种辩证关系(第102―104页)。其论述所体现的看法，在今天的空间研究中仍然至关重要。它使我们想到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城市建设的征地问题，房地产开发商的剥削问题，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不论汪民安的论述是否全面，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福柯的理论，汪民安还着重谈了空间和个体的关系。他援引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的例子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空间化的社会，是一个规训性空间并置的社会，是通过空间控制管理的社会。权力在空间内流动，通过空间达到改造和生产个体的效应。因此，空间是权力实施的手段，权力借空间的物理性质发挥作用。空间的统治借用建筑的技术，并在建筑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第104―105页)由此，他转向对城市空间的论述，包括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等等，从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
文集的第三部分以“后现代性的谱系”这一题目来统领，不过，这似乎有些牵强。我认为，后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德里达、巴塔耶、德曼、福柯、哈贝马斯、哈特曼和内格里，并不能构成一个后现代性的谱系。如果以他们作为后现代性的谱系，恐怕会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22.00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