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出版过多种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中有三部耶稣会士的著作，因其规模巨大、影响广泛，被后人称为“欧洲18世纪有关中国的三大名著”（後藤末雄语）。第一部是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编《中华帝国通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etde Tartar
虽说同为关于中国的名著，对于当时的欧洲社会，这三部书的影响力还是有所不同的。前两书曾经使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发生浓厚兴趣，其出版时间又正值欧洲“中国热”高潮阶段，我们评价它们的影响自然要比第三种大些。但这是对于欧洲读者而言。如果对于中国读者，我们也许会更看重这些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史料意义，而忽视像《中华帝国通志》中对中国的常识性介绍那一部分内容，这样一来，后两种书对于我们似乎更具价值。
尽管许多从事清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者知道这三大名著的价值，但就在不久以前，这三种书中，却还没有一种被翻译成中文，可供大家利用。究其缘由，应是翻译的难度让多数译者望而却步。我们现在看到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版，是国人首次从《珍奇而有益的书简》法文本翻译而来，单从这一点，译者们的工作，就值得尊重。此书选取了法文本中与中国有关的书信，因而使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这一名称，倒也贴切、明了。这个名称沿袭了日译本的书名，说来惭愧，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矢泽利彦就已将《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译成日文出版。不过，虽说比日本晚了30年，如今终于有了中译本，也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今天来看，《耶稣会士书简集》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史料价值，对于清史研究，尤其是一座史料的宝库。
如果研究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在第14号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到1698年时，从法国港口拉罗舍尔（La Rochelle）乘船抵达广东上川岛的七个月中的凶险航程的记录。第53号书简记录康熙帝对于西方科学的兴趣。在蒋友仁神父所作的第118、133、134、135号书简中，记录了他如何将西方天文、地理、物理、机械等知识讲解给乾隆帝以及其他大臣的情况。
如果研究传教史，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到最高层，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名都巨邑，以至深宫禁苑，传教士们均留下了足迹，并且做了详细的笔录，《书简集》中的大量信函对此都有涉及，所以材料极为丰富。对于“礼仪之争”，144号书简有所论述。56－62号书简，连续记录著名的基督教家族苏努一家的遭遇，可以大为补充中文史料之不足。
如果研究宫廷史，多封书简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难得的材料。比如在第23号书简中，详细记述了张诚、白晋等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治愈康熙帝疟疾，以及康熙以一座教堂作为赏赐的经过。第31、44号书简，记录了有关康熙时储位争夺的史实。第75号书简记录赵昌的结局。赵昌是关涉雍正是否“矫诏继位”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任康熙帝御前养心殿总理，也是康熙死后，雍正首先清洗的人物。与之相关的史料，保存下来的极少，这封书简为我们留下了赵昌被杀前在狱中的一些情况。第91、103、133、135号书简记录传教士与乾隆帝之间的交往、问答，描绘乾隆的饮食起居，以及他对西洋绘画的兴趣。
作为“史料的宝库”，研究者对于译文的准确、忠实就会尤其看重。记得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曾说，要想做好翻译，不但要外文好，也要中文好，还要懂专业。笔者十分赞同。令人感到有些遗憾，比起东西关系史专家矢泽利彦以一人之力、耗费半生经历完成的日译本，出于众人之手的这个中译本，不如前者严谨、仔细，文字上也不够考究。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如果说中文提炼不够，更多的还只是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的话，具备专业知识，在此项翻译中更为重要。而本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能更多地参考清史研究的专业成果，或请有关清史专业的研究者审阅译稿的话，或许能避免一些译名上的错误。据译者称，此书翻译已八易寒暑，说明译者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而译文仍然令人觉得有些仓猝，这不禁令人慨叹译事之难！
书中某些译文，笔者阅读时，觉得颇可商榷，随手录出，谨供译者未来修订此书时参考：
1、56号书简中，苏努的爵位被译为“第三等的亲王”，又称苏努的第三子为“恭亲王（第五等王储）”。清制，亲王是最高级的宗室封爵，以下依次是郡王、贝勒、贝子、公等，并无所谓“第三等的亲王”。此处“第三等的亲王”应径译为“贝勒”；“恭亲王（第五等王储）”应译为“公（第五等封爵）”。
2、62号书简中，“长春园”应是著名的“畅春园”。“汤（Yatang）”似应为“禹汤”。译者略而未译的“Tanais”，应是俄罗斯境内顿河的古称；未译的“Mong-tse在他的书Ki-hi中”，应是“孟子在他的《尽心》篇中”。
3、69号书简中，译者略而未译的“Kouang-yun-tchang”，应为“关云长”。
4、103号书简中，北京城的“南定门（Nan-ting-men）”，应为“安定门”。
5、146号书简中，论及乾隆时期发生在山东的王伦起义，译者略而未译的“Fan-ouei”，应译为“范伟”，“Lieou-ling”应译为“柳林”。王伦还设置了“régulo、伯爵、将军”，翻检有关史料，似应译为“国师、元帅、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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