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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深处的记忆

2006-06-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吴秉杰 我有话说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若有了自己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想表达出来的冲动与愿望,若有了自己的对于生活的体悟与形成了相应的感情,都可以写散文。普通人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也可能写出一些不错的散文。散文和以虚构及想象的方式建构的小说作品,讲究戏剧冲突及结构技巧的戏剧创作不同,它在内容的表达和精神指向上有更多的自我

相关性。我们所说的审美普遍性能落实到创作上的,可能就是散文的普遍性。既然散文写作是如此地普及,那么,为什么我们所认识、认可的散文作家却并没有小说作家那么多呢?小说家也写散文,评论家、青年学生、乃至一些领导干部都写散文,片鳞光羽,触机而发,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偶有的灵感或目的性很强的文字,但我们通常并不认为他们是散文作家。同样,小说家为他们的故事所掩盖,官员、知识分子为他们的身份或学识所掩盖,有时候未必需要袒露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而我认为,真正的散文作家的写作则必须是有精神个性的。他们只能凭自己的个性和读者进行生活与情感的交流,展现生活或表现自我;他们需要一次次地向自己的心灵深处开掘,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审美意愿;它还需要一贯的真诚、坦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和写作热情。这可能就是散文虽是最接近于生活的文体,而优秀散文作家又难得的原因。

刘家科便是一位有个性的散文作家。他的《乡村记忆》也是有个性的写作。

《乡村记忆》是他心灵深处的记忆。人们记得什么或忘记什么,是反映他个性的。“记忆”还表征一个人的品格,乃至体现了他灵魂的构成和追求。刘家科的散文集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部分是对于乡村生活情状的回忆和描写,民风民俗的表现,《骂街》、《闹洞房》、《拜年》、《打赌》、《落棚酒》等等,它是超越了善恶对立的。作者不是要批判什么,总结什么,如果说民俗是一个民族的抒情诗,那么这些乡风习俗的描写便是一种诗意地呈现。可惜这些习俗中的许多都已成了过去时,这便又转化为了充满温情的回望和怀想。《乡村记忆》的另一部分内容属于一个村庄的历史和一个少年的成长史。“我”的生活频频出现,譬如《收麦》、《看青》、《蝈蝈》、《砍草》、《卖菜》等,它又进一步地融入到了这个村庄的生活之中:村子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饮食文化等;还和作者记忆中的《老井》、《老碾子》、《老宅子》的叙述结合起来,似乎又构成了刘家科的一种生命的依托。《乡村记忆》的第三部分是乡村人物。传统人物及它所蕴的传统文化仍然是它的重点,如《存善》、《大水》、《二水》、《父亲》、《饼嫂》等,但它也传递出了一些新的生活和精神变化的信息(《福来》、《村生》)。刘家科的人物散文当然并不是为了全面地塑造人物的形象,多半是寻找一个切入点,表达自己对于笔下人物的感悟(《大懒》、《无名氏》)。这又和散文从自我心灵出发的个性视角相一致。我还注意到,他的散文由于着重乡村记忆和着眼于寻常百姓生活,几乎没有写一个恶人。那么,我们生活中为什么还有像“无名氏”这样的女性,充满人生的艰难、贫困和不幸呢?

刘家科是一位对自己的写作有着自觉意识的作家。他追求平淡、平静、平实的风格及其韵味,低调的叙事和“直线的”交流。虽然散文写作未必都要低调地处理,但散文写作心态和新闻心态、小说心态等确实又是不同的。新闻必定要耸人听闻,吸引你的眼球转到一定的方向上,让你看到他要让你看的东西;小说又以故事和想象诱惑并吸引着你;散文则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叙事的内在抒情性和抒情的叙事依托,都来自生活本身,凭心中涌出的真情实感,自然地与读者交流。我们的记忆的最深处的东西,总是最宝贵的。家乡、童年和父老乡亲,是刘家科人生的出发点,而对于人生的尊重,也就是对于生命的尊重。我觉得,我们的“精神的家园”都是在自己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并不需要接受别人的指点而去寻找那“灵魂的栖息地”(实际上也从未找到过)。对于刘家科来说,“乡村记忆”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的家园。这便是他那丰盈而又充满个性的散文创作的追求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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