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尽管是个模糊概念，但并不妨碍学者的热情，当然概念的复杂性本身就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的一个体现。因为许多的问题比如“现代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等都是以“现代性”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于中国人而言，除了上述问题之外，还引发出“全球性与本土性”、“现代化与西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果更
现代性具有一种强烈的“断裂”倾向，对西方内部而言，它意味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合理化，而对于非西方的国家而言，这种“断裂”意味着所有的民族性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资源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资源相比的“地方性”的“落后”。这种“对置式”的思维模式，即使在现在依然是西方统治式的思维方式，这使西方人具有一种下意识的道德优先性，并赋予他们对别的国家的习俗和政治组织方式进行干预的合法性。当然，对于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现代性，西方文化的内部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反思倾向，这种反思的倾向到了20世纪中期之后，逐渐从文学和别的艺术方式转化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即后现代思潮。这种思潮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来解构启蒙思想和以西方价值、制度作为典范的普遍主义。
有趣的是新儒家正好是在这一点上与后现代主义“相遇”了，新儒家作为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思潮而演化出来的思想流派，一反经典儒家的普遍主义观念，以一种多元主义的姿态对“西方”的唯一性提出疑问。通过对西方文明的负面作用的强调来证明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些内在的相似性。李翔海的新著《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从这一点开始展开他深刻的、比较性研究。
本书认为，如何将后现代主义思潮纳入思考的参照系，重新反省、研究中国文化，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所须面对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预设中，李翔海选择了比较新儒家和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展开讨论。
进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比较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其真正的目的是“谋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李翔海对此表现了充分的建设性态度。他认为，面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国文化既不应当轻言丢弃和颠覆现代化，又必须充分注意后现代主义的警策性意义。只有切实完成――“真正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和“成就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双重历史任务，才能真正摆脱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左冲右突的两难境地，并最终完成将自己独异的智慧精神贡献于人类新的“轴心时代”这一中国文化面向21世纪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以看到《民族性与时代性》一书既回应了百年来中国文化探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又从现代文化的发展新潮流中探求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方向，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研究所取得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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