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敞的上海音乐厅座无虚席。人们屏声敛息，潜心捕捉着舞台上飘逸出来的音符。那舒缓悠扬的旋律，充满着对事业的眷恋，洋溢着对未来炽烈的希望……这是一个身患癌症、动过六次大手术的艺术家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声音！听众的心被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潮水般的掌声骤起，淹没了二胡奏出的最后一个音符。
这是
闵惠芬，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奏家，过去为人们奉献了多少美妙动听的琴声；而今，面对着凶恶癌症的袭击，她以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几次从病床上奋起，在生命的琴弦上又奏出一串高亢、激越的旋律。
《音诗》――生命拼搏之歌
出生在江南水乡的闵惠芬从七岁起就同二胡结下了不解之缘，17岁摘取了全国二胡比赛一等奖的桂冠。正当她处于艺术的鼎盛时期，无情的病魔却给她的命运投下了阴影。
那是1981年的岁尾。正在录音棚里录音的她，被丈夫硬拽到了医院。事实是严酷的：凶顽的黑色素癌已经侵入了她的肌体。一天，她忽然得知了自己的病情，“这怎么可能呢？”“不！这不是真的！”她痛苦，她试图拒绝这可怕的事实。是啊，她刚刚度过了人生的第36个春秋，正是黄金般的年华，正是在艺术天地里纵横驰骋的大好时光啊！一腔壮志未酬，生命却面临着死神的威胁，她不甘心呀！
岁月流逝，癌细胞在她身上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窝”。她被迫动了第二、第三直至第六次手术，从腋下到腹股，都是尺把长的刀口，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生命悬于俄顷之间。但是，她不仅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每次手术后，都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去拼搏，去追求。
1982年3月，刀口尚未愈合，她抱着药罐，溯长江而上，来到武汉参加全国二胡比赛。她既当评委，又作示范演出，没有片刻空闲。《新婚别》、《阳关三叠》、《洪湖人民的心愿》，她将自己这些年创作的作品一一介绍给同行和观众们。每天从剧场回到下榻处，总有人在候着她。面对这些求教者，她不论多累总是耐心地一遍一遍讲，一曲一曲奏，常常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
同年5月，第十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举行。她首次向观众奉献了长达三十余分钟的《长城随想》。曲罢，举座皆惊。行家们赞誉它是二胡演奏曲中的里程碑。
7月，她又随团赴山东、天津、北京巡回演出，一去两月有余。
11月，她在京举办了独奏音乐会。原定只演一场，然而一发而不可收。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等学府连续为她举办了六场独奏音乐会。她用一张弓，两根弦，在偌大的北京城掀起了“二胡热”。演出时，盛况空前，大学生们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着的、站着的、站在椅子上的、站在桌子上的、桌上再加凳子的，层层叠叠，围起了一重重人墙。不少人带了录音机来，弄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不能录音。演出完毕，许多人涌上台去，关切地问候她，一双双热情的手向她伸来，一束束鲜花捧到她面前。艺术家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谁说青年只迷恋于流行音乐？植根于民族沃土的二胡，不是有如此之多的知音吗？
一连串紧张的演出，北上南下的仆仆风尘，使身染重症的闵惠芬极度虚弱。领导和同志们劝阻她，可她总是一句话：“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让我演吧！”此时，活跃的癌细胞已随着淋巴扩散。回到上海，她便住进了医院。
她的生命和琴声面临可怕的休止符。连续数月的高烧、消化道出血，大便都变黑了。正在这时，北京传来了将举行全国二胡邀请赛的消息。闵惠芬在医院里再也住不下去了。她对丈夫说：“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谁也没有劝住她，她真的去了，带上心爱的二胡和那篇在病榻上挣扎着写出来的论文――《演奏“长城随想”的体会》。比赛那天，她身穿驼色毛绒衣裙、紫红色毛衣外套，脚着咖啡色皮靴，凝重之中透着一股生命的活力。她把对观众、对事业的爱融于奏出的每一音符、讲解的每一语句之中，硬支撑了两个小时。当晚，她呕吐不止，又被送进了医院。
回到上海，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生死关头，闵惠芬没有停止追求，在病床上，她创作了二胡独奏曲《音诗》。谁能想到，那美妙的琴声竟是在与死神的拼搏中诞生的呢？
艺术怎能向难度妥协？
闵惠芬是中国乐坛正在上升的一颗灿烂晨星，人们称赞她是“世界上伟大的弦乐演奏家之一”。朝鲜金日成主席听了她的演奏后对她说：“你的二胡把我迷住了。”她演奏的成名之作《江河水》，以其特有的魅力，震撼了听众的心灵。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了《江河水》，激动得伏案恸哭，说她“拉出了人间的悲切”。但她从来没有在鲜花和掌声中陶醉。她想，自己演奏的《江河水》、《二泉映月》、《病中吟》等曲目，都是前辈艺术大师留下的，琴声虽美，表达的毕竟是那个逝去了的时代的声音。
1978年夏天，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的休息厅里，闵惠芬怔怔地站在一幅绣有万里长城的大型壁毯前。她心潮翻滚，思绪万千。那绵延起伏的长城，启发了她的灵感――这不正是中华民族腾飞的英姿吗？
回国后，她与作曲家刘文金共同投入了《长城随想》的创作。她与作曲家两次登临长城，体验感受：她给他寄去许多资料和磁带；她在信上倾吐自己对祖国、对长城的深情……
刘文金把创作的曲谱，一个乐章一个乐章寄来了。她反复试奏，仔细推敲，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可正在紧张工作时，癌细胞又向她发起了进攻。
团里有人去京，她叮嘱他们：保密！千万别把她的病情告诉刘文金，免得妨碍他的创作。可是哪有不透风的墙呢？刘文金还是知道了，他在创作时果然手下留情，尽量不给她造成太大的演奏难度。她发现后，大为恼火，对刘文金说：“艺术怎么能向难度妥协？只要能表达出应有的气质和神韵，再大的演奏难度我也要拿下。”
她从医院里溜出来，来到伴奏丁言义的家，要求她配合她试奏《长城随想》。那时，开刀的伤口还未愈合，她便用绷带把伤口绑紧。运弓时，腰背上的伤口疼痛难忍，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淋，气喘吁吁。丁言义心疼地不愿为她伴奏，她恼怒了：“你是想把我憋死？”她咬紧牙关，倚在墙上，一遍又一遍地拉。为了丰富演奏手法，她成功地把古琴技法“移植”到二胡上来。
她终于驾驭了这个有着贯穿古今、纵横万里气势的庞大题材。在第十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她像一位骁勇的斗士，神采飞扬地首演了这首曲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长城随想》的那一天，她在病床上抱着收录机，潸然流下两行长泪。她说：“以我的重病之躯，还能把《长城随想》演奏出来，我是死而无憾了。”
（摘自《访问上海文化名人》，赵兰英/著，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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