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刘海军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尽管该书回避了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这一问题，但还是引起了对此的公开争论。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樊洪业和束星北的学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
光明日报1979年3月9日曾发表束星北的署名回忆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这篇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是由束星北口述，宫苏艺记录整理的。束星北在文章中回忆了上世纪20年代，他在德国给爱因斯坦担任研究助手，在他身边工作的经过。
对于束星北这篇回忆录的真实性，在文章发表十几年后曾经有过一次小范围内的争论。许良英认为：“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并提出自己的论据。同为束星北学生、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寿?持不同看法。宫苏艺介绍说，李寿?曾专程找到他，并看了记录稿，认为内容与在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一致。李寿?并认为：“在束先生生前经他亲自审阅修改，并以他名字署名的这个回忆录发表后，束先生也未曾提出过不同意见，我想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如要加以否定，那等于否定了束先生的为人。”
《束星北档案》出版后，束星北是否做过爱因斯坦研究助手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公开的争论。许良英认为是束星北“杜撰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神话”。而樊洪业则揣测束星北是“想通过爱因斯坦的法力再进一步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在这场争论中，公布了束星北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这封信成为许良英和樊洪业认定束星北说假话的证据。
《束星北档案》的出版，也使一些研究者开始对束星北的经历和学术成就进行研究。如上海理工大学王伯年发表了《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和《试论束星北的学术地位》等文章。而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的文章《科学家传记尤应是信史》在认为《束星北档案》存在着较严重的浮夸的同时，也对束星北在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上的贡献给出了较低评价。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博士胡大年的文章《相对论在中国》，则肯定了当年周培源和束星北这样的佼佼者，称他们是“中国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开创者”。
作为1979年采访束星北的记者，也是束星北署名回忆文章的记录整理者，宫苏艺从未间断过对这场争论的关注。从去年年末到今年上半年，他集中采访和接触了束星北的子女，学生程开甲、李寿?等，以及部分浙江大学的老校友等，他们对许良英、樊洪业的结论并不认同，并对束星北给爱因斯坦的信的翻译提出了新的看法。
本报本期在3版刊发宫苏艺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他当年采访束星北的经过，首次披露了程开甲等对束星北信件的看法，以及浙江大学老校友的一些回忆。以向关心这场争论的读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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