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在人民大会堂讲台上崔浩/摄影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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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年12月12日,我内子杜欣欣在剑桥访问了史蒂芬・霍金。当欣欣问及史蒂芬何时再来中国访问时,他说:“2005年春天我将去加利福尼亚访问,视情况而定下一步出访计划,如果来访的话,将会在2006年。”
2006年3月6日,湖南科技出版社代表团专程去剑桥拜访霍金。霍金说,他将于今年6月访问香港、北京两地。次日,他邀我到他任职四十年的龚维尔和基斯学院晚宴,就访华的细节交谈了三个钟头,希望欣欣和我能在北京机场迎送他,并全程陪同他。
欣欣之前已经定于2006年5月中旬去印度,从恒河入海口走到源头,历时大约一个月。于是她决定从德里直飞北京在机场迎接霍金。霍金的秘书茱迪得知此计划,对我说这是超现实的,她担心欣欣能否抗得住印度45度的高温,安然准时到达北京。
2006年6月2日,我到中国科学院。丘成桐先询问我霍金的身体近况,然后我们与有关方面一起讨论接待细节。
2006年6月17日,星期六
2006年6月17日夜里十点,霍金一行8人从香港飞抵首都机场。飞机晚点了近1小时。等到所有乘客走出飞机,组装完备的轮椅抬进机舱后,我知道,霍金就要出来了。
在霍金的秘书茱迪,机师大卫・潘德以及5名护理簇拥下,坐在轮椅上的霍金缓缓出现在舷梯口。我们迎上去,对他说:“Welcome to Beijing。”霍金虽然不能立即回答,却露出了熟悉的笑容。我与霍金的秘书茱迪拥抱问候,欣欣将手放在霍金的手上,表示握手,问道,“史蒂芬,你还好吧?”霍金笑了,我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一瞬间。此时,扬声器突然传出:“Thank you.”
在通往候机厅的电梯上,欣欣再次握着霍金的手,他努力抬头微笑着。我将科学院前来迎接的人员一一向他作了介绍。此时,茱迪才有时间和欣欣说话,她告诉欣欣,“香港公众和媒体为霍金访问而疯狂,从下飞机那一刻就被上百记者包围簇拥和拍照。”
我们在贵宾休息室等了很久,护士乘此机会为霍金教授做护理。我和茱迪讨论着访问中的各种琐事。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走出休息室,乘车前往北京饭店。
残疾人专用的车子到了。司机打开后门,放下踏板,护士将轮椅推上踏板,踏板缓缓上升,霍金的头离车门的顶棚大约2寸。我有些担心,可茱迪更担心的是,这辆车并未设置残疾人的轮椅的安全带。她一再和司机沟通,司机说如果轮椅锁住应该没有问题。茱迪说:“轮椅锁住了,但是轮椅中的人完全不能自我控制。一旦紧急煞车,就可能向前冲去。”司机说中国的残疾人车子都是如此。最后欣欣只好嘱咐司机开稳点儿开慢些。为防万一,护士为霍金绑上头带,头带固定在轮椅上。
从霍金到达北京第一刻起,任何一次出行都是三辆车。第一辆是霍金的8人队伍和我们两人。第二辆是中方人员。中日友好医院急救车,载着两名医生和设备尾随其后。霍金从未看过这辆急救车,它默默地跟了我们7日。
从机场到北京饭店,先是黑暗的树丛。进入市区时,突见一道彩虹般的霓虹灯,四周依然宁静。护士戴安娜唱起歌来,“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车内气氛轻松下来。可半小时之后,车窗外,一片极为忙乱的都市夜景连续映出,车内气氛也因即将到达饭店而紧张起来。
霍金的这次到访是为了参加世界2006年弦论会议。会议组织者一直对霍金来京的时间保密,所以媒体只好都在北京饭店等待。港台的媒体最为敬业,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香港跟到北京的。
霍金一行进入北京饭店大厅。一片此起彼伏的闪光灯之后,霍金的秘书和医疗人员回答记者提问。茱迪告诉记者,霍金今年上半年去了美国和意大利,但是中国和香港算是一次很大的旅行,我们确实做了许多准备。我非常清楚茱迪“许多准备”的意思,这其中包括,霍金轮椅尺寸的资料以确保他可以进入旅馆的洗手间,以及他禁忌的食物。霍金入住的A座3027号是北京饭店唯一适合他轮椅行走的房间。
吴忠超(右二)、杜欣欣(左一)在机场迎接霍金
走进3027房间,欣欣再次确定了洗手间的宽度之后,她就到登记处帮助办理房卡。当听说3027房间要求6个房卡,旅店工作人员颇为不解。欣欣向他们解释道,住客本人并不需要房卡,但5位护理和机师都必须随时能够进入他的房间,他本人无法应门,本人的房卡则由秘书使用。
2006年6月18日,星期日
虽然跨越大洲,霍金的作息时间并未随时差而变。他依然晚睡早起。在北京的第一顿饭是早中餐合并,餐桌旁的霍金看起来昏昏欲睡。欣欣问他:“史蒂芬,昨晚你可睡得好?”“我睡得很好。”回答如此迅速,大出意外。欣欣小声对我说:“没想到,老虎打盹时,反应也挺快。”
在前两次访华中,霍金已去过长城、故宫,所以我建议他游览天坛和颐和园。犹如霍金以往的活动一样,直到今晨我才知道他的决定,他说,我要去看天坛,但是出发时间从2时半改为下午4时。
艳阳之下,我们从北京饭店出发,沿长安街、大会堂东面向南,经前门往东。绕着东二环即到达天坛南面。南二环路的环城河杨柳齐岸,波光粼粼,显露出些许古都之貌。
天坛公园的负责人已在门口迎接,入门之处已经铺上为轮椅行走的斜坡,只是碎石地面颇为颠簸,所以护士一直得以手护着霍金的头部。沿途碰到不少中外游客,外国游客都知道来者何许人也,一位金发女人举起双手,不断地对着霍金飞吻。
霍金来到圜丘。圜丘一共三层,每层有九个台阶。轮椅无法行走,只好由四位年轻人连人带椅抬上去。
霍金的轮椅重近140公斤,主要是电池很重。除此之外,他随身还带有三个大包,其中包括吸痰器和急救物品。平时这些包就挂在轮椅上,但是由人来抬,就得将大包取下,杜欣欣和护士们轮流背着,这几个包都很有分量。
茱迪望着台阶,非常担心地说,太危险了,会不会出事?抬霍金的四个年轻小伙儿都是物理所的员工,来自甘肃,虽瘦却精壮,非常负责。我说不用担心,茱迪依然忧心忡忡。看着他们抓住轮椅的底架,一声“起”,轮椅就上了几个台阶。在台阶之间,他们休息了两次,最后将霍金抬上最高层。此举令茱迪完全放心。其后,她再未对此质疑过。
我们在圜丘上围绕着天心石反时针转一周,但是由于游客和媒体围观,霍金未能尽赏全景,所以我们请围观者退后,顿时,圜丘空旷,霍金将天坛全景尽收眼底。
圜丘的北面是回音壁,最远处是祈年殿。回音壁是科学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可惜它正在重修,未能参观,甚为遗憾。
后来媒体上将圜丘之游称为领略“天人合一”。题目虽然抢眼,却依然脱不了一如既往的煽情,更非理性的思辩。这样的思想方式凝滞了民族的科学进步。
从圜丘下来,乘车在柏树林中北行。西面的神乐署由于台阶众多,不宜轮椅行动,所以未能前往。
天气依然很热,护士时不时地为霍金的气管切口喷水,以保持湿润。自1985年因肺炎切开气管之后,霍金的上呼吸道完全不工作,呼吸全靠气管切口。切口需要随时保持湿润,以防感染。热气烤红了霍金的脸,他有时皱眉,表情比较痛苦。好在阳伞之下,时有微风,总算还可以忍受,而且我了解他的好奇心和意志力。
护士为霍金喂水。公园的工作人员也带来冰水。欣欣将水分给抬霍金的小伙子,可是他们都不喝。于是欣欣径直走到领班的小伙子面前,“你下令让他们喝。”
从回音壁到北面的祈年殿,我们走在丹陛桥甬道上。三条甬道,中间为神道。神道高出地面几米,走在神道上仿佛是飘浮在柏树林梢上的天街。对轮椅来说,1公里已嫌太长了。他通常只走1-2百米,我们簇拥着轮椅,英文导游向他讲解天坛的来龙去脉。走着走着,他忽然要求停下。
2002年,霍金来华时,他还能用左手操纵轮椅开关,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护士将轮椅停下。今天的气温高至35-37度,虽然已是下午五点多,热浪的余威仍在。大家以为霍金想回去了,都关切地等待着他说话。所谓说话,也就是看他在电脑屏幕上写什么。
一些常用的问候语和26个字母出现在他轮椅电脑屏幕的最上端。如果霍金选择最常用的问候语,只需动一动眼脸部位的肌肉。他额头上的红外传感器捕捉着眼脸部位肌肉的微小动作,就可将问候语选出。但是若要组句,则先选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选定之后,屏幕会将以此字母为首的所有词汇,一行一行地显示出来,霍金锁定要选取的那个词的所在行,再从该行中,一格一格地走到那个词。选定之后,这个词就跳到屏幕下方,如此重覆下去,直到组成句子。当一个句子完成,最后,他再用手按语音合成器,发出标准的美式英文。扬声器发出的语音毫无抑扬顿挫。如今我的许多朋友都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声音,非常有趣。
霍金现在要讲话了。利用红外传感器,每分钟,他可以从电脑中选取五个字。右手指虽然仍能动作,但如果用手指输入,每分钟只能选取一二个字。
只见他的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词:“marble way”。原来,他要走的是正中间大理石铺就的石道。我们全都大笑起来。丹陛桥右甬道为皇族走,左甬道为文武百官走,而中间则为神道。杜欣欣小声对我说:“他是够聪明的,无论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来看,走中间甬道都是最佳选择。”我不解。“你看中间的甬道是大理石的,光滑无比,而两旁却是方砖路,多颠呀。”
霍金走在神道上,显然兴致更高了。在祈年殿的东边,我们绕向大殿。大殿维修完工不久,金壁辉煌。但此刻夕阳斜照,在明亮的阳光下,大殿飞檐呈现暗色,古意沧桑。
媒体以祈年殿为背景给霍金拍照。霍金也让我用他自己的相机为他拍照。除此之外,霍金还与所有为他服务的人合照。一般来说,只要提出要求,霍金都愿意与为他服务的人员合影,无论地位高低,只不过拍照有一定的时限。“I will go。”他发话了,轮椅启动。
此时已经闭园,游客稀少,园内静谧。夕阳转到祈年殿之后,晚风起了,虽还不凉爽,却聊胜于无。
但是,当霍金从神道返回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他的头突然失去控制,垂了下来。戴安娜立刻向前,将他的头扶起。后来杜欣欣告诉我,当时事出突然,真吓了她一跳。因为垂头不但会影响他的呼吸,而且还可能碰到轮椅的电脑屏幕。为了防止霍金的头下垂,抬下台阶时,虽然霍金不喜欢倒着走,护士还是将轮椅反转,这样他的头可以仰靠在轮椅上。
在霍金去天坛之前,我曾预先到天坛走了一趟,天坛的负责人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盼望着霍金早日光临。我试走了一圈,当时我的感觉是,天坛这么空旷,天气又这么热,这么兴师动众是否值得。科学院的王慧娟也一直说,天气太热,最好霍金自己决定不去天坛。现在想来,建议霍金访问天坛还是正确的。不过,这一整天,茱迪和欣欣都非常紧张,我听茱迪对欣欣说:“幸亏霍金太太没来。”
回到北京饭店,已是晚上7点多。大卫对欣欣说,霍金需要三种毛巾,每种各要三条,一个塑料桶和盆子,那是为霍金洗头用的。霍金每天都要吃香蕉和猕猴桃,不知可否提供。欣欣找旅馆交涉,旅馆说没有塑料桶,如要水果得找销售代表商量。欣欣当机立断,跑到超市。水果买到了,可是买不到塑料桶和盆,所幸后来旅馆还是提供了。
晚饭时,大卫提着水果进来,对欣欣说,你将水果交给史蒂芬吧,他会有个big smile。欣欣说:“无所谓啦,你交给他就好了。”霍金进到餐室,大卫举着香蕉说:“看,欣欣给你买了什么?”果然,他笑了,确实是一个big smile。霍金的菜单早已定好,除了霍金以外,所有人都吃谭家菜。霍金忌食面粉与素油。霍金看我们每个人都将盘子吃得光光,判断出中国菜更加美味可口,从此改吃中餐。
北京饭店的贵宾席顿顿都有鲍鱼、海参和燕窝,装菜用的都是精致的小碟小碗,容器虽不大,可每顿10道菜吃下来,分量也很可观。
霍金的胃口很好,可以说在北京的7日里,他的胃口一直都很好。而这样的饭菜,我吃一回也就够了。当然价格也一点不含糊,每顿每人600元还要加上百分之十五的小费。欣欣最惨,因为无法消化高蛋白,从那天起,她就开始闹肚子,一直闹到离开北京。
虽然经过了一个“艰苦”的下午,霍金的气色看起来不错。
他很喜欢听护士闲聊,也尽量参与,不过他的参与总比话题慢几拍。这种时间差有时造成非常有趣的效果,大家刚刚谈完电影,正说起英相布莱尔,突然他的扬声器响起:“那是派拉蒙出品的。”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咀嚼,他的脸部肌肉动作随机地组合成一些词句,经常听到的包括“Yes”,“No”,“May be”,“I do not know”,还有一些和当时场景话题毫不相干的话,比如,“Steven Hawking thinks……”,“Zero dollar……”,“White elephant”。欣欣说,应该把这些随机组合的句子收集起来,编一个SH卡通集。
席间,我问他,这回游览天坛和当年游览故宫有何不同。他讲故宫的阶梯更多。忽然,他恶作剧地问:“Where is my photo of ascent of K2?”
K2是指喀拉昆仑山脉的乔格里峰,此山为世界第二高峰,西方登山者称之为K2。对于霍金来说,天坛的27级台阶犹如K2一样高。
我觉得,这是他在北京最开心的一天。
2006年6月19日,星期一
早上七点,大卫和我一起去人民大会堂为霍金的公开讲演作准备。大会原定九点开始。首先是2006年世界弦论会议开幕式,然后是David Gross 和Andrew Strominger的公开讲演,十一点才是霍金的演讲。
人民大会堂只允许在开幕式前一个小时做准备工作。原本计划在霍金讲演的过程中,大卫坐在两台电脑之前同步翻转中英文全文的字幕,由我来逐句译成中文。
霍金的演讲大约6千字,他将宇宙创生理论以及近年观测的最新进展浓缩其中。早在两个月前,我已将霍金此行的讲稿译好,并传送给香港及本次大会。但是,到现场一看,电脑的电缆根本接不上,也来不及改装。正一筹莫展时,其他两位讲演者也来做准备,顿时台上一片混乱。
按照会堂的规定,从舞台一边台阶上台,就不能从同一处下台。此项规定令机师大卫非常为难,他的工具包就在台下的这一边,可他必须走到舞台的另一边,走一个来回,才能拿到。此时我才知道,上下舞台也有“one way”一说。
十点左右,霍金的整个队伍从人民大会堂西北门进入。先在江苏厅休息片刻,即进入后台。不久就听到了Strominger的讲演,他先用中文讲了几句,然后即用英文讲演。
开幕式非常冗长,Gross又多讲了整整半个小时。后来欣欣告诉我,Strominger演讲开始之后,二楼听众已经开始聊天儿,读手机信息和睡觉。她去洗手间,一些对话飘到她的耳中,“今天真是上当了,不该来……”,“上次某某演讲,还发了一瓶水和一盒午餐,看来今天没戏了……”。
在等待演讲时,霍金、大卫和我一直在幕后讨论讲演模式。到底是只讲英文呢,还是一句英文一句中文。据丘成桐讲,在香港的讲演没有现场全文翻译,实际效果不是很好,如果在北京也这么办,效果就会更不好。
我们正在反复权衡得失时,一阵短暂的掌声响起,表明前面的讲演已经结束。这时会场里安静下来,万籁无声。丘成桐匆匆忙忙地走进来,告诉霍金讲演时间已到。此刻的霍金带着一脸迷惑就被大卫推了出去。紧接着就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几百人涌向舞台,无数闪光灯急速闪烁。直到几分钟后丘成桐反复用非常严厉的语言让众人返回座位,会场才安静下来。
据欣欣说,霍金一出现,许多听众就自二楼入口处跑入,一边跑还一边说,“终于等到了”。应该说,霍金的演讲是整个演讲会中秩序最好的,也是最安静的,无论能否听懂,听众也最有耐心。
终于,霍金调整好了情绪,开始演讲了。大卫站在舞台的边缘,掌控着左边英文屏幕的幻灯片,上方的电子控制室里,一位学生将中文译文逐页展示在舞台右方屏幕上。
霍金说:“Can you hear me?”台下立即齐声答道:“Yes.”接着他就开启语音合成器。语音合成器将他的英文讲演稿《宇宙的起源》像流水一般念了一遍。舞台上的霍金如同睡着了一般,一动不动。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底层和二层几乎坐满了听众,此次为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理论物理学讲演。但是欣欣听到听众不时地询问,“为何没有现场直译?”因为看不到中文字幕,许多热爱科学的孩子不得不跑到讲台右侧,站着听,站着读。
许许多多媒体向我要讲演的中译本,但只有两家全文刊登。看来大陆媒体比香港媒体“灵活”多了。
因为这场讲演,霍金在北京的头两天必须住在北京饭店,讲演之后回到北京饭店,再转至友谊宾馆。
行前,我们和中方商定霍金于19日下午4时离开北京饭店。但是到达北京之后,我们被告知,除了霍金教授,其他人员必须在中午11点离开北京饭店。演讲之前那个晚上,霍金听说了此项改变,他说:“如果他们要我演讲,下午4点之前,我和我的队伍不离开北京饭店。”连说了两遍。我知道,因为行动不便以及行李众多,分开两次走,确实不便,后来中方也都答应了。
霍金在中国人与天对话的地方留影 |
在友谊宾馆,霍金住在四号楼最高层――七层。整个楼层只住霍金和随行人员,24小时都有宾馆保安守护。
霍金住在718号套间。相对于北京饭店,这个套间舒适宽敞很多。宾馆预先为霍金在洗澡间铺上六分之一坡度的斜坡,香蕉和猕猴桃都已经摆在果盘里。从此霍金每日都有香蕉和猕猴桃可吃了。
一进房间,霍金就将电视的英文频道打开。
从住处到主会场和餐厅的所在地――友谊宫,本来可以走室内的走廊。可惜走廊上下全是台阶,没有残疾人通道。因此他不能通过走廊去吃饭开会。而从四号楼到友谊宫门口,对于轮椅来说,距离太远,必须乘车。所以司机也必须住在同一层,以备霍金随时出行。
霍金和与会者共用一个餐厅,但是餐厅特意为他专设一桌。因为霍金食物上的禁忌,无法享用会议的自助餐。每天餐厅都将次日的菜单拿来,让他过目,首肯之后,再做准备。
入住的当晚,他就餐时间和与会者不同。霍金看着空荡荡的大厅,突然说:“我要和与会者见面。”我说:“如果你要和大家一起用餐,你得在中午12点和晚上6点到达餐厅,可以吗?”过了一会,他说:“我能够做到。”霍金非常渴望和人,特别是老朋友交流。
前天霍金走进北京饭店时,看到Strominger正走出去,向他短暂问候,他当即说不出来,也无法伸手招呼,推轮椅的护士并不认识Strominger,一直将他向里面推去。与朋友擦肩而过,令霍金非常沮丧。
此时,欣欣因接朋友电话,走出友谊宫。她看到室外酒吧坐了不少人,大屏幕上正播送着世界杯。于是她返回来找茱迪,让她看看人群中是否有霍金的熟人。茱迪果然找到三位。茱迪走到他们的桌旁,态度十分谦和地说着什么,那三位先生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举起啤酒瓶,好像在说:“走,找史蒂芬聊天儿去。”
这三位科学家来到餐厅,头一位就开玩笑地说:“我可没有闪光灯,不会影响你的红外线操作。”此言是打趣上午大会堂演讲时,丘成桐因为闪光灯而不得不发出的严厉用语。霍金看到他们,显然非常高兴。
霍金一般吃饭需要1-2小时,此时他又开始和老朋友聊天儿,我们已经筋疲力竭,正好撤退。
2006年6月20日,星期二
自今日起,霍金的时间表就开始与其他人同步了。他今天的主要活动是听与会者演讲。
午餐时,Witten和Horowitz前来与霍金闲谈。霍金讲:“我很遗憾未能听到你的讲演,因为你的讲演与我在人民大会堂的讲演时间相隔太近,我来不及从北京饭店赶来。”Witten回答说:“没有什么要紧的,我只不过讲数学的一些应用而已。”Witten的讲演是这次学术会议的第一讲,安排在星期一下午两点,霍金实在无法赶到。
自下午起,我不断收到中华医师协会的电话。在中国,与霍金患同种疾病的人被称为渐冻人,次日正是渐冻人日。这个协会要举办“融化渐冻的心”的社会公益活动,希望能够采访霍金。这个采访并未预约,要求采访者说中方已经同意,所以他们已经来到友谊宾馆。霍金一般不接受未预约的采访,而且所有采访必须得到霍金本人同意,那天茱迪又去长城未归。我一直对他们说,中方同意没有用,要受访者本人同意,但是他们一直不愿放弃。霍金看起来很疲劳,我不愿意打扰他,所以只好一再对采访者说,我无法保证霍金教授是否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可是这个组织真正是锲而不舍,一直没有离开友谊宾馆。
人民大会堂,人们争睹大师风采崔浩/摄影
晚饭时,我让欣欣将要求采访的事告诉霍金,问他是否同意,欣欣特别说,次日为ALS日,只需要霍金为中国ALS病人说一句话。当时霍金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接受。用完晚饭,他的扬声器突然响起:“Yes!”稍事整理后,他就向全中国的20万ALS病人问候,并告诉他们残废并不能阻挡人生的进程,他自己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出了餐厅,霍金直接参加丘成桐关于三维空间的讲演。深夜,霍金回来,他的护理戴安娜转弯时,不慎将霍金的手碰伤了,懊悔不已。
其实,在霍金所有女护理中,戴安娜最可爱,姬妮维最细心。所有的护理都训练有素而且效率很高。她(他)们将食物切碎,喂给霍金。因为霍金的头靠在轮椅上,略微仰起,喂饭时,必须用手轻轻地向下扶。喂食当中,护士都会忙里偷闲将自己喂饱。
茱迪把给朋友的由霍金用拇指印签名的赠书准备好。她有时也很苦恼,深夜打电话跟我诉说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讲有个别护理喜欢搬弄是非。茱迪不但管理霍金的学术交往,还负责霍金的财政、法律等事务。她是这个随从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她出生在新加坡,其丈夫是音乐人,在很多国家生活过,阅历知识都极为丰富。
2006年6月21日,星期三
欣欣陪霍金下楼,在四号楼大堂,霍金突然发现扬声器不工作了。欣欣跑到7楼,找到机师大卫。因为前天参观长城,大卫睡过了头,他急急忙忙跟着欣欣跑下来,连鞋都来不及穿。大卫发现原来是大堂电器的频率和霍金的红外线相同,致使扬声器失灵。大卫又跑上楼拿必要的工具,后来才修好。
当天上午,中央电视台记者张萌打电话给我,听取我对采访霍金的建议。我说问题要简要和恰当。她先讲一个波兰学生如何崇拜霍金,由此切入。我认为太?嗦,何不直接了当些,比如问他,你在科学研究中获取的最大快乐是什么?
下午2点,霍金等预定在友谊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大会早已通告媒体,让他们提供问题,从中挑出若干合适的,让霍金过目,预先准备好答案,存在电脑中。这样在现场可以节约许多时间。但是直到星期二晚上,我们还没收集到合适的问题。
以我的经验,中国记者最爱问的问题是,你认为我国的科学已经达到何等水平,我们何时能得到诺贝尔奖之类,或者是易经玄学和科学的关系等等。我拿到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按欣欣的说法,这类问题相当于一个女人问来家的访客:“我是否漂亮?”你让来客如何回答?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不恰当的,所以只得另拟了五道问题。
张萌对霍金的采访一直进行到午饭之时。饭后,霍金还在餐厅里为我拟就的五个问题写答案。为了把这些问题预先印好交给记者招待会的主持者,茱迪匆忙地跑到商务中心去打印。
记者招待会预定的下午两点即将到来,我还未见到茱迪,即沿着?廊赶到四号楼去,只见她匆忙之间摔倒在大理石地面上。
一回到餐厅,只见丘成桐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问我霍金在什么地方,两点已过,记者们都来了。我说霍金正在接受护理,丘成桐说那就先让Gross和Strominger先应付一阵吧!
游览颐和园
欣欣告诉我,当时记者的问题多数不恰当,他们有时拒绝回答。丘成桐还用英文说,“中国人对物理学非常热情,而贡献一点也……”
记者招待会我做翻译,下面是霍金的问答:
1.问:你对中国的哪些事物最欣赏?
答:我喜欢中国文化,中国食物,最欣赏中国女人。她们非常漂亮。
2.问:这是你第三次访问中国,中国对你的主要吸引是什么?
答:我赞美中国人的灵巧、勤奋和智慧。这是近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进步的原因,无论是在工业还是在科学领域中。我正是为科学而来到这里的。
3.问:你到过南极洲。我还得知你有兴趣访问西藏,对此你有何计划?
答: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想往访问西藏,但是我以为现在已无法应付这么高的海拔了。
4.问: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繁荣,但同时会使环境恶化,你能对此作些评论吗?
答:我对全球变暖忧心忡忡。这是经济发展的恶果。我们已经见到了这个效应。而且我还担心全球变暖会失控。我们的结局也许会变成一个像金星那样的行星,那里的温度为摄氏250度,并且下硫酸雨。
5.问:你能对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存在作些评论吗?
答:根据实证主义哲学,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存在一个描述它的协调的理论。我们正在寻求这个理论。但愿我们能找到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理论,宇宙就会消失。
因为霍金的电脑中还存有上午回答中央台记者张萌的三个答案,所以我临时又编了三个问题。
6.问:你的残疾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和研究?
答:虽然我的身体受到极大的限制,我的思想却自由地探索宇宙,回到时间的开端,并且进入黑洞中。人类的精神不受任何限制。
7.问:你还有其它理想吗?
答:我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去完成。当我们失去梦想,我们就死了。
8.问:你如何描述你自己?
答: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并且很固执。
丘成桐宣布霍金将当场回答一个问题,会场上有许多人举手提问。但丘成桐要么认为问题不恰当,要么提问者总是先炫耀自己一番,会场上有些混乱。
等待好一会,霍金在电脑屏幕上问我:“问题是什么?”我起身问丘成桐,丘说:“物理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将此意转告霍金。霍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写出几行字,再用语音合成器放出:
“物理学中的最重要问题是理解宇宙为何如此这般。这就需要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和宇宙的边界条件理论。”
回答完这些问题,丘成桐提议让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上台与霍金合影留念,最终只有最后的一位记者上台。
记者会结束后,按预定,湖南科技出版社要向霍金赠送礼物。我们都到会场边的休息室去。丘成桐问我,是否需要他留在这儿,我说你那边还要照应庞加莱猜想的招待会,若留在这儿,别人会更紧张,他随即离开了。
首先我将湖南来的各位向霍金介绍。湖南的朋友将特地为他访华烧制的正红牡丹花瓶呈给霍金,花瓶上有“史蒂芬・霍金2006年6月访华纪念”字样。牡丹花瓶的形状称作美人肩,我告诉霍金这是在他来华之前焙烧了一个月,制造正红瓷器技术是两年前才发明的。
紧接着湖南的朋友将赶在他访华之前印制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合订典藏版赠送给他。
两位读者接着向霍金提问,一个问题是:你还在写其他的书吗?
霍金答道:“我正在写两部普及著作。一本有点像《时间简史》,另一本是我和我的女儿露西正在合作的一部童书。”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人存原理,霍金重新对此进行了阐述。
正如2006年3月霍金在剑桥说过的,这两本新书将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回答之后各界人士和霍金合影留念。其中一位深圳记者腿摔坏了,坐着轮椅来采访,霍金特别问候她:“How are you?”晚饭之前,茱迪来电话讲,霍金希望所有本次随行人员都在一起吃晚饭。这个要求听起来有点奇怪,其实在霍金的随行人员中并不奇怪,因为他需要24小时护理,三班倒,夜间每45分钟要翻身。所以,上晚班的护士一般白天不出来吃饭。当晚大会组织的文艺演出,霍金说大家一起去看。他的心情似乎很轻松。
但是晚饭之后,霍金又改变主意,回房间准备第二天的讲演。他经常临时改变主意,而且总在最后一分钟做决定,对此大家早已习惯。
演出在友谊宫礼堂举行。我早先曾建议让霍金观看“千手观音”或杨丽萍的孔雀舞,但晚会组织者认为,这些表演费用远非学术单位所能承担。
晚会节目共有四个。福建泉州南音、京剧《四郎探母》,古琴独奏和昆曲《游园惊梦》。从茱迪等人的表情来看,外宾对高亢的京剧唱腔和极其夸张的服饰动作一定印象深刻。当欣欣将铁镜公主给小孩把尿时的话翻译给茱迪和戴安娜听时,她们笑得合不拢嘴。舞台右端的乐队,拉京胡的女士着黑衣,动作极为优雅,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李祥霆的《流水》、《酒狂》、《梅花三弄》三首古琴曲将听众带入悠远的境界。独奏之后,丘成桐将自己所作的题为《时空统一颂》的诗,请李祥霆吟唱。他将当代时空的最新观念嵌入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艺术形式中,非常具有原创性。
全诗如下:
时乎时乎 逝何如此 物乎物乎 繁何如斯
弱水三千 岂非同源 时空一体 心物互存
时兮时兮 时不再欤 天兮天兮 天何多容
亘古恒迁 黑洞冥冥 时空一体 其无尽耶
大哉大哉 宇宙之谜 美哉美哉 真理之源
时空量化 智者无何 管测大块 学也洋洋
感觉上中国的器乐更适于独奏,而非合奏。所谓琴瑟相和,也是一问一答。而中国的器乐合奏时和声少,齐奏多,服从主旋律的多,不同的音调能够和谐地奏出的不多。相对于西洋乐,民乐听起来还是比较单调。
就艺术的精粹而言,莫过于魏春荣和邵峥饰演的《游园惊梦》,歌辞优雅,唱腔宛转,舞蹈优美,远非现代经济动物能够鉴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艺术性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观念上稍嫌陈旧,这是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不能苛责。生角台词和一见钟情步步逼近的情节,使人觉得有些可笑。现在看来,一介书生沉溺情欲,境界终不及探索宇宙终极奥秘的智力英雄矣,我们的文化缺陷使得在历史上产生不了智力英雄。这是我观看时的一些随想。
欣欣即席将歌词翻译成英文,写在本子上,让茱迪等人得以跟随情节发展。当柳梦梅初见杜丽娘,先还请求赋诗连句,不一会儿就要求“姐姐将领口松一松,袖子挽一挽”。杜欣欣翻译至此,说道:“看来一夜情,直奔主题,古来有之。”众人开怀大笑。
10点钟,大家高高兴兴地返回四号楼。茱迪说她也会吹萧,后来欣欣到新街口为她专门买了一支苏州制作的萧。
我们在路上说,这场晚会挺值得看的,可是霍金为了准备第二天的发言,未能到场,回去以后要气气他,让他懊悔。
谁知道一到七楼,只见霍金的房门大开,那毫无抑扬顿挫的扬声器正在诵读他明天的演讲稿,犹如无人之处的自言自语。看来是气不着他了,我们蹑手蹑脚走出,各自回房睡觉。
2006年6月22日,星期四
霍金在下午两点作《宇宙的半经典诞生》的学术讲演,由Gross主持会议。他讲演之后回答了一个问题。
当天晚上霍金吃的是北京烤鸭,一只鸭形状的白碟子里放满了酥皮的烤鸭,牛油炒饭摆在一边,因为无法吃面粉,所以荷叶饼受到冷落。我以为霍金在北京最大的享受便是食物了,通常每次吃饭要花1-2小时。在饭桌上,在霍金身旁,护理们放言无忌地说笑,这和与会的代表对他的敬畏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我也收到两套典藏版书和一个纪念花瓶,为便利于以后的旅行,我弟弟来宾馆取走这些物品。我告诉他霍金就住在里间,他忽然问道,能否和他拍一张照片?我讲只要你耐心等待,就可能有机会。我在北京的另两位朋友也来了,大家就在我的房间等待。当霍金离开友谊宫,外面的保安将立刻通知我,这样在他从电梯返回房间时,大家可以请求他拍照留念。
在7层工作的宾馆服务人员也早有此意,我即让他们耐心同时等待。十点多,霍金坐轮椅走出电梯,我上前对他讲,这些服务人员非常希望能和你合影,可以吗?他马上抬起眼皮,即表示同意。每个人都尽快地站在他轮椅旁边。我向他介绍了我弟弟,并说当年那块抽纱桌布,就是他送的。霍金立即说:“你好,谢谢你。”我的一位朋友正好穿了一件印有世界著名革命者切・格瓦拉红色头像的T恤衫,他觉得有些古怪,盯了他看好几眼。他对四周的情况了如指掌。霍金和每个人一一拍照。欣欣对霍金说你像一个电影明星,他笑了。大家互道晚安。
2006年6月23日,星期五
上午霍金到友谊宫听学术报告。
下午两点半出发,到故宫新恢复的景福宫参加茶会。这是丘成桐建议的,故宫方面也做了许多周密的准备。
三辆车一起向故宫开去。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随行人员在车上唱歌,英国歌、俄国歌、中国歌,十分开心。霍金也十分高兴。出去玩时,车内的气氛总是很轻松。欣欣露出其恶作剧本性,开始讲笑话:“一天爱因斯坦死了,他来到天堂……”她的话一出口,茱迪就说:“史蒂芬,注意听,这可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笑话。”欣欣继续说道:“一天爱因斯坦死了,他来到天堂门口。天堂的守门人说现在冒牌的假货很多,你必须证明你就是爱因斯坦,于是爱因斯坦写出了非常复杂的公式,他得以进入。毕加索死了,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他画了幅画也放行了。轮到布什时,守门人问他何以证明他是布什,因为先前爱因斯坦和毕加索都已证明了自己。布什问:谁是爱因斯坦和毕加索?守门人说你可以进去了。”霍金忍不住笑了,他的扬声器说:“谢谢。”
熙熙攘攘的一群人进入府右街再往西华门去,霍金说这一带和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到了西华门,出面迎接的是毕卫。我前几天电话里和他联系,他的汉语流利而字正腔圆,我完全没想到他是个英国人。
景福宫80多年前被焚毁,最近才重修。参加茶会的是会议组织者和受邀的演讲者。Witten没有来,丘成桐说他时差一直未倒过来。
下午4点半我们赶去颐和园,霍金在车上念叨着颐和园。5点半到达东门,颐和园负责人已经在等候。英文导游为他介绍东区的名胜,再沿着昆明湖东岸向十七孔桥走去。此时夕阳垂柳、湖光茫茫。导游着重介绍了玉泉山借景。一些游客知道这位便是霍金,就在前方或侧面开始拍照。杜欣欣听到一位母亲对她的小孩子讲,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霍金以昆明湖为背景拍照,并与大家合影。
说起来,霍金并不那么幸运,在北京的两次出行都碰上最热的两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虽然只走了昆明湖的东岸,但已经很难为了他。我问颐和园负责人何以不安排游船,他们讲害怕风浪。我在霍金到来之前多次电话询问,他们都说全程无障碍,所以我自己没有亲自来考察过,否则我会坚持让他乘船游览。颐和园无疑是北京最好的花园,可惜游览远不及天坛那么尽兴,而且天空迷茫,完全看不到蓝天,因无蓝天,昆明湖水也不碧绿。
晚饭霍金吃涮羊肉虾丸。我问虾丸有无用淀粉,他们问清了是用玉米粉不是面粉。友谊宾馆照顾得非常周到。
这么多天来,一直为霍金上菜的女孩子站在旁边,这么多天以来,这个女孩子一直一声不响,她的名字叫张芸芸,丹东来的。晚饭后,我问她你愿意和霍金拍照留念吗?她说她很想,但不敢说,我即请她站在霍金旁边拍了一张照片。欣欣说,你可以对霍金说句话。她说:“Thank you!”欣欣问她还会别的话吗?她又用英文说:“I love you!”并吻霍金的脸部,这些画面都被摄入镜头,我说可用E-mail传给她。她回答说没有用过电邮。霍金对这位服务员的尽职印象深刻,特地说了一句:“You have been wonderful.”2006年6月24日,星期六
清晨小雨。上午8点霍金一行离开友谊宾馆,包括张芸芸在内的所有服务员都在大堂送行,张芸芸还送霍金一个小饰品,挂在轮椅上。霍金向大家道谢。
霍金在北京的7日里,没有见过蓝天,此时小雨,感觉整个北京清爽许多。但是霍金说,北京的高楼对他依然有压迫感。
9点多到达机场,在贵宾室休息,护理们把霍金放在沙发上吸痰。当吸痰管插入时,他的脸部抽动了几下。因为他完全靠气管切口呼吸,虽不时喷水,维持湿润以防滋生细菌,但是还是无法完全防止细菌侵入。痰是人体抑制细菌的自然机制,所以要经常吸痰,有时还要用蒸汽熏。
在贵宾室等待的时候,霍金开始上网阅读论文。读罢论文,他与全部护理和科学院送别的人员合影留念。
航班时间是11时25分,我们一一和他握手告别,杜欣欣是这次霍金访问北京最早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和他握手的人,她总结了几句霍金语录:
“Legs left, Bottom Right,Please.”“Can I have a bottle.”“Wire out!”个中之意,请读者自己体会。
后记
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霍金希望我们做的。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无数的读者和北京市民向霍金表达了中国人的好客、热情和善良,这些都给他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在这篇文章里记录了我之所见所闻,凡是我未亲历的概不纳入,以保持历史真貌。
中国科学院的李小凝、王慧娟和程林梅为这次霍金访问北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特别是李小凝,他忙得双目通红,最后连合影的机会都错过了。
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第4、5版图片除注明摄影者外,均由吴忠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