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位知青时代的好友，在
即使是名牌大学，其履历表在作弄人方面也是不遑多让的。反“右”运动时，某名牌大学有位青年学生，中了“阳谋”的计，参与了大鸣大放。到占人口5%的“蛇”已引出“洞”，并遭一网打尽之时，他被告知戴上了“右派”帽子，毕业时被发配到一个偏远的西部城市落户。在“夹着尾巴”过了几十年非人生活之后，他终于迎来了给“右派分子”平反的那一天。于是兴冲冲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呈交平反申请。哪知他得到的答复却是，在他大学毕业的履历表上，没有写上“右派分子”的结论，也就是说，他不在平反之列。可是他本人的一生，他的所有亲属的命运都已遭此株连；他周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右派分子”形象；这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吗？！困顿之中，他开始了证明自己是“右派分子”的艰难跋涉，但都无果而终。因为当年并没有把他“反”过去，现在也就没有理由将他“反”过来。最后还是母校的一位当职领导出于对他的同情，写了一个情况证明，才算了结了这桩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无头公案。不过他本人对此已无动于衷，因为这位无帽“右派”已被折腾得精神失常了。
我自己这一生究竟填了多少次履历表，已无从统计。但其中改写命运的几次，却记忆犹新。1965年我高中毕业，有缘填写了三份履历表。在那之前，我已经因为和所谓“资本家”祖父划不清界限而受到批判，所以领到第一张表后，我不敢造次，在报考大学的十个志愿栏里清一色填上了农业院校。没想到班主任奉学校的旨意，一而再地叫我改填第一志愿，先是改填北大化学系；后又改填清华建工系。还特别给我解释说，清华建工系才是全国最好的系。我当时受宠若惊到头脑有些犯傻，就像有人捉住杨白劳的拇指按手印一样照改不误。后来的结果是：我不仅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甚至连其他九个农业院校也没考上。几年后，我有幸见到了最后那张履历表。在其中一个题为“此生是否录取”的栏目里，我的母校给我签署了这样的鉴定：“此生不宜录取。”我这才明白，当年班主任的种种姿态，只不过是为这个致命“判决”打的掩护。如今盛行的弄虚作假之风，或许正起源于此。
我1978年能考上大学，竟然也靠的是一张履历表。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这个超龄生，侥幸挤进了“文革”后的第二届高考。虽然复习时间不到两个月，但我深信肚子里残存的一点墨水，足以和那些“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学弟学妹们比高低。真正使我感到棘手的还是如何填写高考履历表，深怕一步不慎就会重蹈覆辙。所以我极其低调地填报了十个志愿；在“家庭出身”栏里填写了父母的成分“职员”，而没有填“资本家”，因为那是强加在我祖父头上的。鉴于过去我每次所填的“职员”，都会被“好事者”修改为“资本家”，我这次便在“职员”后面先发制人地加了一句：“祖父卢作孚，生前任民生公司总经理。”没想到就像我那位好友得救于她的“注脚”一样，我迟疑再三加上的这句注释，也改写了我的后半生。原来，当年招生组的领队――我入学后的系主任，抗战时曾坐过民生公司的船到重庆避难，他念书的学校就在长江边上。每逢民生公司的轮船从学校门前驶过，他和同学们都会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跑去观看。所以当他蓦然见到“卢作孚”这三个字，顿时勾起了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也就“顺手”把我的履历表“勾”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那是我在“重点大学”栏里填写的唯一的外省学校，而且是最后一个志愿。那年我32岁。
我祖父也是在32岁那年，即1925年，填写了一张关乎他一生命运的履历表。那时已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他，在当年“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的栏目里这样写道：“1．彻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为’为教育中心；2．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绝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倒他一部分势力，但谋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3．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赢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为了实现这份他亲手绘制的和谐社会的蓝图，他付出了艰苦卓绝的毕生代价。他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至今还为人们所惊叹、所开发、所受用。
诚然，履历表能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主人公后来的人生道路。但如果一张小小的履历表竟能如此操控和左右众生的命运，恐怕是连始作俑者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