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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学者季羡林

2006-07-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吕洪梅 我有话说

季羡林是学者,是当今学界名震中外的大学者,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要谈的是,学者季羡林身上的诗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独具魅力的诗人气质,才使其学术世界风景独好,睿智之外,更添一份底蕴和美感。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学术视野是十分开阔的,主要研究课题则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文化交流,二是

梵文、吐火罗文等东方语言。烦琐冗长的佛教典籍自然引不起普通读者的兴趣,阅读皇皇八大卷的印度史诗巨制《罗摩衍那》汉译本也同样需要惊人的勇气,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更是难得进入一般读书人的书室,据悉,当今依然健在的熟稔吐火罗文的专家已经极为有限了。这样看来,先生的学问属于曲高和寡一类,偏、难、深,若有某个读书人说读不懂,那是不足为怪的。

那么,先生的诗人气质何在呢?我看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优美流畅的译诗,如《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不必细述;二是他在学问之余写下的大量散文作品,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可以称之为学术杂文的文字。我愿从第二个方面试析一二,目的是想澄清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他的回忆性散文集《牛棚杂忆》曾一版再版,数度脱销;他的散文短章《清塘荷韵》一举荣获了鲁迅文学奖。作为学者,他著述等身,不少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独领风骚;作为散文作家,有两个因素共同帮他完成了人生旋律的又一个华章,其一是深厚的学术底蕴,其二就是浓郁的诗人气质。

季先生在一篇谈及文学创作的文章中写道:“我虽然走上了一条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的道路;但是积习难除,至今还在舞笔弄墨;好像不如此,心里就不得安宁。”了解了老人的笔墨生涯和文学情结,对其晚年文学潜质的爆发就不会有丝毫惊诧了。从他的处女作《枸杞树》,到翻译屠格涅夫、荷尔德林的作品,再到《罗摩衍那》,最后到近年写作的大量散文作品,可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早年,他曾翻译过一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的《蔷薇》,篇首和篇尾刻意重复了这样一句话:“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耀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他对此欣赏有加。在他看来,写抒情散文可以像谱曲那样,主要旋律多次重复,借以烘托气氛,使内容和形式彼此促进。对诗歌的兴趣,他则集中在法国的魏尔兰、马拉美,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中国的李贺、姜白石等讲究美学和韵律的作者身上。在另一篇涉及“散文”的文章中,他说:“中国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同优秀的抒情诗一样,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意境,讲究神韵,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用羚羊挂角来做比喻。”实际上,季羡林的不少散文正得其精髓。

以《在敦煌》为例简要说明。千百年来,敦煌不知接待了多少各种各样的游客,季羡林无疑是最能读出其中“三昧”的游客之一。七八年前,我曾游历敦煌,敦煌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和博大无边的文化库藏曾使我惊叹不已。《在敦煌》不仅唤醒了我脑海深处的记忆,其逼真、细腻、翔实之笔触更给我带来了我亲历敦煌也不曾有过的感受,包括壁画艺术、佛典知识。大学者的博识与年轻诗人的激情,竟在一位文化老人身上达成完美的融合。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则如饮甘泉,如饮美酪,余味绕梁,三日不绝。那华丽流畅的叙述,那绘声绘色的描写,那敏捷活跃的思想,那变化多端的文句,那不可遏止的激情,那旁征博引的气势――如何让人与吐火罗文残卷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季羡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使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成为自然而然。先生是治佛教典籍的,或许,佛教故事中无拘无束、奇思妙想的行文特点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推理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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