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胡厚宣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20.00元
回顾和重温学术史上有意义的
195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胡厚宣著《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列入“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再次印行，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学习的机会。
胡厚宣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史学若是房屋，那么，史观是工程师，史料是木材砖瓦。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木材砖瓦，和只有木材砖瓦而没有工程师，是同样盖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第6页）胡厚宣引用了蔡元培的话：“研究史学，首当以材料为尚。”“史学，亦即史料学。”（《〈明清史料〉序言》）又引用了傅斯年的名言：“近代欧洲的历史学，也可以说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却不能乌烟瘴气地乱说。”作者注：“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一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虽然没有明白提示傅斯年的姓名，当时的学界，应当都熟悉这段话。而今天的青年学子，也因20多年来的学术开放，能够了解这一重要学术主张的由来。对于傅斯年的观点，胡厚宣说：“这话说的也许稍微过火了一点。”发表于1950年的这种评价，论者不知是否心存与隐去傅斯年姓名同样的顾虑。
其实，客观地说，“史料”也许不仅仅是“木材砖瓦”。如果取“史学若是房屋”这样的比喻，应当说“史料”就是地基。
胡厚宣著《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其实是一部史学批评的论著。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一部“解放后所出唯一的一大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他特别说明：“我只是举例说明材料的引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决没有存心批评哪一家。即批评，也完全出于善意。”（第51页）胡厚宣同样隐去了这部书作者的姓名。不过，傅杰先生在“重刊弁言”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部书“就是吴泽教授的《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傅杰还说，“除了该书‘有十余处，都把《中国史纲》的张荫麟写作杨荫麟，把作《殷代的羌与蜀》的董作宾错成商承祚’之类的粗疏，主要涉及甲骨文的引证和解释问题。”（第3页）
胡厚宣的批评虽然并不明确点名，却依然是相当严厉的。对于“张荫麟”“杨荫麟”、“董作宾”“商承祚”之误，他指出，“这不像是手民的偶误，应该是作者的粗心。这种好像是极小的毛疵错误，在几十万字的大书上，实在太多了。”（第22页）胡厚宣使用的言辞，如“没有具备”“最低限度的基础”，“东抄西抄，杂乱拼凑”，“荒谬错误，矛盾抵触，而不能自圆其说”（第23页），“不辨是非，辗转抄录”，于是“将错就错”（第36页），“望文生义，断章取义”，“言之过多，近于幻想”（第48页）等，应当说也是比较严厉的。这种直接的、大胆的批评，可以体现当时学术气氛之比较活跃和学术空气的相对健康。据傅杰回忆，近20年前，他和胡厚宣言及本书，胡厚宣笑道：“那时我年轻啊，要是现在我就不写这种书了。”据傅杰推测，“胡的意思，大概是如《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这样的著作，未必值得专门写一本书来批评吧。”（第7页）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作另外的推想：胡厚宣说“要是现在我就不写这种书了”，是考虑到“现在”的学界气候和学术风气已经与他尚“年轻”的“那时”有所不同了。
胡厚宣指出：“《古代史》196页又引石璋如《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一文，说殷代车马的发现，‘是在Mao的一个坑中’。Mao是什么？Mao的一个坑中又是什么？引石氏原文，这样随便一说，是不可以的。我们翻看石氏原书，才知道这个车马坑是M20，M代表墓葬，这个车马墓葬的编号是20，所以称这个坑是M20。《古代史》把M20错抄成Mao，又误认车马是出在Mao的一个坑中，那就错远了。”（第45页）类似的粗疏，还表现在胡厚宣指出的对于“典籍史料的真伪和年代”的错误判断，对于“考古史料的征引和解说”方面的疏误，对“甲骨文不同的解释”之不加分辨，对于“甲骨文错误的学说”和“甲骨文被扬弃了的论断”的沿用，以及种种“粗心的援引”、“非法的推论”等等。材料的误用，因而产生“新奇怪异的学说”（第36页）。遗憾的是，这种对史料的忽略而导致学风空疏的情形，现在又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胡厚宣当时批评的现象，出现在一个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大概有些人以为新时代的来临，使得只要掌握了先进的“史观”，不必在“史料”方面下功夫，就可以成就名作，成就大家。今天的情形虽有不同，然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再次动摇了史学实证的传统。我们应当理解胡厚宣引用的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的话。郭沫若说，对史料的科学审视，“根本没有做够”。他认为：“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实在是应该成为问题的。”在有心推动史学的进步时，我们也有必要牢记胡厚宣的劝诫：“不要太忽略了材料的问题。”（第49页）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还有另外的学术卓识值得我们重视。作者肯定了“疑古”思潮的学术意义：“现代疑古学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的古史观’，一个是顾颉刚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疑古学说，固然也有一些偏向，但这一条追求真理的科学道路是不错的。”他还写道：“疑古的潮流，远在十多年以前，早就成了尾声了。虽然现在我们不必再朝那条路上走，但前人所作大部分的成绩，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和学习。”同时，胡厚宣又谈到“疑古”之后的“新证”和“纠矫”：“辨伪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到‘古籍的新证’和‘疑古的纠矫’了。过去疑古学者不但辨出了伪书，并且真书的时代，也往往怀疑，而尽量拉后。现在则从甲骨金文予以证明，考出有的材料，时代并不太晚。像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唐兰的《古籍新证》，和于省吾的《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易经新证》、《诸子新证》，都是这方面的好书。”“辨伪的现阶段，已经由辨别伪书，进到鉴定真书的著作时期，又由时代的过晚，进到其中也有早期的成分。”（第8~9页）“疑古”以及“新证”和“纠矫”，也都是关于“史料”的重大的学术问题。而胡厚宣关于“疑古”之后学术进步的论说，又可以看作今天有关“疑古时代”讨论中某种意见的先声。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能够再次推出，我们应当感谢傅杰和云南人民出版社。然而也应当看到，编辑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该书附录《关于商周史学习问题》、《甲骨文和今文》、《我和甲骨文》三篇文章，由于作者对于殷商时代是否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前后有所改变，在一部书中前后因此出现矛盾，而编辑者未加说明，可能会使有的读者产生疑惑。书中又有个别误排字而未能校出者，如“酒熟日酋”（第39页）应是“酒熟曰酋”之误，也是应当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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