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来的设想，诺贝尔奖既要嘉奖过去对科学做出的贡献，也要鼓励今后继续为科学做贡献”，但实际情况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使许多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价值表示了怀疑”。
克里克博士对来函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应您的盛情邀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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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治病 作一次报告
接受采访 参加会议
发布广播谈话 担任主席
在电视中露面 充当编辑
赴宴后作演讲 写一本书
充当证人 接受名誉学位
克里克是一个天性超脱，内心里有着一种对科学的深深迷恋和狂热追求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使他可以抵挡世俗的虚荣。但对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讲，“获得诺贝尔奖，便好像打开一扇闸门，使经济上的和荣誉性的种种新的利益和义务如洪水般地一涌而至”，要抵抗这种突然变成“明星”所带来的种种诱惑是不容易的。而这种诱惑对获奖者的科学事业的损害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周叶谦、冯世则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一书中对美国的4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表明，获奖者的创造力在获奖后的5年内急剧下降，他们发表的论文数，与获奖前的5年相比，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三人获奖后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创造力下降更为明显，他们在获奖前的5年中，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0.6篇，获奖担任行政职务后，平均每年发表论文只有3.9篇（下降66%）。从更长时段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在获奖后的第二个5年，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前5年下降的基础上，又平均下降27%。更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明显下降。朱克曼的结论是：“就长期而论，与短期的情况相同，诺贝尔奖及其带来的巨大声望使获奖者难以继续从事那种使他们获奖的研究工作。”
现代科学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或发明，通常是由许多个合作者共同完成的，但获奖的往往只是这个团队的某一个人（通常是这个实验室的头），这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公平的性质，其结果常常是使一个经过多年磨合而形成的高效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小组解体。据朱克曼统计，获奖后，获奖人与他原来的主要合作伙伴继续合作的时间平均只有3.6年。一个例外是库南特和理查茨，他们从1923年就开始合作进行心肺生理学的研究，并于1956年因发明心导管术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此后二人仍继续合作，直至1973年理查茨去世为止。但获奖后二人合作的共同兴趣已转向医学史和医学教育。
诺贝尔奖还使获奖人获得了在许多公众领域的话语权，由此，这些人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转行为技术官僚或科学管理者（如沃森），一些人则将兴趣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如莫诺、雅各布、梅达沃、埃克尔斯、海森伯等），有的则把他们科学上的权威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奖似乎就使他们的意见――甚至那些与科学无关的意见也显得格外合理和受人重视。”据朱克曼统计，“在出头露面最多的美国科学家中，前10名中就有5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鲍林、莱顿伯格、沃尔德、西博格和沃森”。此外，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形成了一种政治“压力集团”，介入政治事务。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初，美国4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上书美国总统，要求结束越南战争。同样在1970年代初，前苏联的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35位院士在《真理报》上发表谴责持不同政见科学家萨哈罗夫的信；而针对苏联的这个行动，来自18个国家的89位诺贝尔获奖者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支持萨哈罗夫的信。这些都成了冷战的一部分。
“按照原来的设想，诺贝尔奖既要嘉奖过去对科学做出的贡献，也要鼓励今后继续为科学做贡献”，但实际情况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使许多科学家对诺贝尔奖的价值表示了怀疑”。对诺贝尔奖制度持反对态度者举出种种事例证明，诺贝尔奖“一是不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发展，二是它最终将降低科学活动的质量”。朱克曼也认为：“总的来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会因诺贝尔奖而有所变化（促进）。”
但是，诺贝尔奖100多年的历史证明，除极少数的例外，获奖项目确实代表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诺贝尔奖获得者确实是处于科学社会分层中顶尖的科学界的精英。在相当程度上，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在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语境中，“奖励系统”是科学这一社会活动固有的组成部分，它是维持科学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体制的一部分，它并不完美，还需要完善，这是毫无疑问的。
朱克曼是科学社会学“默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科学界的精英》为我们分析“科学精英文化”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社会学的视角。此书正文共分8章，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科学界的精英；诺贝尔奖的社会学；获奖人的社会出身；科学上的师与徒；跨进科学界的精英行列；赢得奖金的研究工作；获奖之后；诺贝尔奖与科学优势的积累。另有“采访超级精英”等附录5篇。本文只是对其中第七章“获奖之后”进行的评述。目前我国科学界对院士制度的讨论，也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精英文化”的困惑。在这个时候，重读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对理解我国院士制度的一些问题和完善院士制度的建设是有帮助的。
近年来，一些科学方面的“老书”重印，获得读者的欢迎，其中二本书尤其如此。一本是《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刘望夷等译，科学出版社，1984年）；另一本是《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界的弄虚作假》（朱进宁、方玉珍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在这些书首次引进的那个年代，出一本书不容易，出版社选题慎重，译著者也极其认真。上述二本书重印时，译文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朱克曼的《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文版第一版发行于1979年，笔者手中的版本是1993年9月第二次印刷（共印刷了2000本）。此书除一些人物的译名不够规范（如薛定锷译为施罗丁格；卢瑟福译为拉瑟福德；玻尔译为博尔等）外，文字流畅，内容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界的精英》是一本值得重印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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