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有两种，一种是只有在晚上失眠的时候才可以读的书，读完之后昏昏然睡去，一觉醒来甚至连书名也忘了。一种是可以坐在书房之中平心静气读的书，这种书慢慢地能让人想起许多往事，有时还会被书中文字所感染。前者不用
“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然而，过度的民族自豪感可能激发好战或者导致帝国主义倾向，就像自尊心太强会产生傲慢的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尊不足，他就很难展现自己的道德精神。每个公民都应该在感情上同自己的国家休戚与共，只有在民族自豪感压倒民族耻辱感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罗蒂就是以这样的语言开头的，而且这种慷慨激昂的特点一直保持始终。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倒不完全是这本讲演集的内容，让我产生兴趣的是罗蒂、詹姆逊这样两位思想家的作品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它让我回想起自己读书的经历，和近二十年前激动人心的读书生活。罗蒂、詹姆逊两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译介过来。罗蒂著作的第一个译本是由李幼蒸翻译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收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1985年夏天，罗蒂夫妇来中国访问，一天晚上两人冒着倾盆大雨，造访贺麟先生家。此书出版前，罗蒂曾经写信给贺麟先生，邀请其为该书中译本写一篇序言，贺麟先生欣然接受并为中译本写序。罗蒂是新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于杜威和詹姆士，他自己说还是怀特海的高足，有意思的是贺麟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曾听过杜威的讲演。贺麟在序言中说：“我对今日美国重新恢复对杜威的重视很感兴趣，看来一位哲学家思想的影响，是随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起伏不定的。”詹姆逊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是1986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书前有乐黛云先生的序，这部书是根据作者当年在北京大学授课内容整理出来的。该书中译本的整理工作大约做了四个月。十年之后，译者又对全书做了全面的校订，并修改了书中的一些错误，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讲演丛书”之一种再版。詹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构成和罗蒂完全不同，马克思的著作和西方人文新成果，是其思想的两个主要元素。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读书界正处在现代主义思潮的笼罩下，罗蒂、詹姆逊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都很有限，原因在于读者们没有接受这些新东西的知识准备。相比较而言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要比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好得多，因为对于中国广大的读者而言，一部讲演录，要远比一部纯哲学著作更容易被接受一些。此后随着两人著作在中译本数量上的差距，加上20世纪9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读书界的流行，再加上詹姆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逐渐使其成为今日文化批判主流话语构成要素之一。看一下两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译介情况，是很有意思的。199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黄勇编译的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收入“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正赶上中国读书界“国学热”流行，尽管罗蒂在这部书中预示了多元文化合流的趋势，但是终未能产生广泛的阅读影响。直到今年我们才见到他的第三部中译本著作《筑就我们的国家》。
詹姆逊则比罗蒂幸运得多，他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被列入“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被收入“社会与思想丛书”……《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被收入“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连续几年都有著作的中译本出版，能享此待遇的西方思想家恐怕也只有哈贝马斯可以与之相比了。90年代中期前后读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学热”迅速退烧，多元阅读环境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成为潮流，文化批判继而成为这个潮流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詹姆逊的价值在阅读和接受中被放大，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读者观念中的后现代，又都是从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得到的，因此也可以说，不论人们读懂读不懂詹姆逊，詹姆逊在中国读书界的影响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罗蒂在中国读书界的失落，主要原因在于像《哲学和自然之镜》的目的是要清理西方思想史，而不是清理现在，而詹姆逊的大多数著作，主要兴趣在于现实，前者不易于在一般读者中形成焦点，后者则始终被大多数读者所关注。造成这种阅读语境的原因，现在看来不在于两位思想家，而在于译介。本来这次看到《筑就我们的国家》，再看是罗蒂的书，心里以为又是纯哲学的，差一点就放那儿了。看了书中的第一段译文，觉得慷慨激昂，如此有阳刚气的文字，如今是不多见了。一本小书能够改变对一个人作品的阅读印象，有意思。再有就是它让我回想起了从前那些买书和读书的经历，我以为这就是一部书的阅读价值，和我特推崇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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