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20多年中，中国文坛产生了一批著名作家兼编辑家，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徐志摩也不例外。世人向来只看重徐志摩作为诗人和散文大家的一
徐志摩于1925年10月起主编《晨报副刊》，前后约一年时间。这一时期该副刊在文坛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其内容来说，徐志摩办副刊的眼光与气度非常卓越。无论是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讨论，还是几位文坛名家在该刊上从时事扯到人身的笔战，他都能让读者看到各个事件的详细经过。从中反映出他的编辑方针：不搞一言堂，让不同的声音说话；以社会问题为关注点。因此，他主编报纸副刊，其作者无论关系亲疏远近，无论观点与自己是否相左，他都以海纳万川的胸襟去吸纳，从而使报纸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约是诗人气质使然，他做事太“飘”，因而编辑工作需要的扎实功夫有时可能会忽略，从而导致一些失误。而他的特点是不仅有错必究，并且有闻必录，人们时常能看到他在报上所作自我检讨――小到对一字一句或数处一般性差错的检讨。素心（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发表在副刊1926年5月2日，有数处次序颠倒。素心去信说明，徐志摩便于5日登出，并写附识，道歉说：“我确是犯了着急而且怠惰的罪，我在这里道歉了……完全是我做编辑的疏忽，连累替我帮忙人受不白之冤，我是最耿耿于心的。”这般认真订错，没几个干编辑的会这么做。
而某些较大的失误，也曾引起一些人际间的误解。较著名的，一是凌叔华“抄袭”事件；一为沈从文一稿“多投”事件。这里仅以后者为例。1925年，沈从文时年23，正阮囊羞涩，亟需把自己的文稿换成“银子”，故而把几篇写好的作品做成一个小册子，其中包括一篇署名“休芸芸”的《市集》一文，已在《燕大周刊》上发表、又被《民众文艺》转载过。他将册子送给有关编辑，在说“若得到20块钱开销一下公寓，这东西就卖了”的同时，也提示过“《市集》一篇，曾登载过”。可是他将册子给徐志摩时，却忘了强调这后一句话，文章被徐志摩当作首发稿发表。由此，引来人们对于当时已频繁在报上发文稿的沈从文的议论，其中一位署名“小兵”的读者甚至写信给徐志摩，劝他“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掺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尴尬的沈从文很不舒服了，急忙发表一通声明，既为徐志摩解释，也为自己护短。1925年11月16日，《晨报副刊》登载了这一声明，徐志摩还写了一则附记，安抚沈从文说，没关系的，算是副刊转载了《市集》一文。徐志摩并不在乎人们在这件事上的议论，他甚至幽默地说：“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
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开展不过十年，新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力地破除了传统的旧文学的模式。而从编辑角度说，当时新文学的语言文字还很欠缺规范性，从徐志摩写作及编辑文章的过程中，也可看出这一点。例如大量使用通假字；翻译外国人名地名时，随意性大、前后不统一等。这给现在编辑徐志摩的文集增加了难度，也给今天的读者阅读增加了困难。
徐志摩全集以前出版过四个版本，一是1969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二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的五卷本；三是1991年广西民族出版社版本；四是1995年上海书店版本。有感于上述版本均有编排体例上的不足和收录诗文有过多遗珠之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又出版了韩石山编的八卷本徐志摩全集。今天的编辑面对的毕竟是七八十年前的文字，恰似对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不能完全按现在的语法要求去规范徐志摩的诗文，因而除了某些明显错字外，一般文字(如通假字)要尽量保持原样，原有的表述方式也不擅改。多年来，徐志摩的一些新发现的诗文被陆续整理出版，这对于现在新编全集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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