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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梦里不知身是客

2006-07-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丹阳 我有话说

《司马迁》,高光著,昆仑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53.00元

司马迁写《史记》,52万5600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3000年间的史事。司马迁写君、写臣、写诸侯、写侠、写义、写奸佞,无不酣畅淋漓,跃然眼前,充溢着一股浑厚而明慧的气韵。然而,他却从来没有写过他自己这个“人”,更不可能写他的伟业,写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写他作为男人所遭遇的旷世奇辱以及他宽广、博大而又自抑悲愤、困惑痛苦的内心世界。

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皇皇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在一个阳光跳跃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形象有碍观瞻,很少出门,结果几年了,小区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个卖肉的屠夫。

高光当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确实有一把刀,但他决不是用这把刀来割肉的,而是反身将它深深地扎入历史的脊骨。高光的刀在历史的经络和人物的心脉中缓缓游走,淤积在历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随着他游走的刀刃潺潺??地漫漶出来。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而且,每到这时,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到这时,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司马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作者不停地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认为,写《司马迁》如果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阴暗和艰涩。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如果那样作品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阉割后,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顷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司马迁》是一部充满激情并令人震撼的作品。作者将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放置在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他们在迷茫、在徘徊、在选择,同时也在自我袒露与解剖。那种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政治命运和遭遇,在历史深处显得那么无助和悲凉,那么摄人心魄,令所有的人在读过书后都如同历经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不论是帝王刘彻还是文人司马迁,不论是丞相田?还是优人东方朔,不论是豪强郭解还是酷吏张汤,不论是西域归来的张骞还是在大漠呼号的苏武,不论是妖媚而有心计的李夫人还是绝艳放性又充满智慧的刘陵,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与放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在选择与放弃间颠狂和悲哭,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或飞扬跋扈,或处变不惊,或尴尬苦笑,或八面玲珑,或慨然自尽,或卑琐求生,一个个人物就那样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生命中。

历经心灵的疼痛与抽搐,作者用自己的文字将那段历史的悲壮,凄凉,凛傲,卑微,哀怨和无奈娓娓道来,不缓不急,却又那么真实,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惨烈与重量。透过大汉皇宫腐暗昏黄的窗棂,透过那阴森骇人的牢狱之刑,透过那冷艳凄美的绝世恋情,透过那古老高亢披发踏足的远古歌舞,透过那在最好的时节最好的坡上选取的五节以上八节以下的竹节削成的薄而轻、长而密、用五彩丝线编串起来的竹简,作者让我们在心悸之余阅尽了命运的多舛、生命的迷雾、政治的凶险、人心的繁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残阳如血,长歌当哭,让你血脉贲张、爱恨难言。

梦里不知身是客,司马迁一生都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他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他以为完成《史记》之后他的死就随之变得重如泰山,然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他的死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死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可以想象,当作者在追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那种尴尬、无奈和痛楚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不痛心疾首,并被司马迁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们甚至能看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那只手一直在颤抖,看到他在隆冬的写作中一次次大汗淋漓。写着写着,高光竟物我两忘,以至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写《司马迁》,还是《司马迁》在写他自己了。于是他在写完《司马迁》之后,又迫不急迫地写了那个后记:“给自己一个说法。”最终,在高光看来,“司马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文人。中国文人的根性与智性,几乎都能从司马迁身上找到影子,找到理性与感知并存的依据。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一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最终高光痛心疾首地说:中国文人的内心高洁、忍辱负重和严重的人格分裂,自司马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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