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切又怎能充分表达我的哀思呢？
1956年秋天，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戴上了复旦大学的白校徽；潘旭澜呢，正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戴上了复旦大学的红校徽。就从50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们相识，开始了我们之间既是同乡、师生又是朋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我开始称他为“潘老师”，后来又改称他为“潘公”。那些年月，在他那间和周斌武老师合住的单身宿舍里，我们两个闽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聊的内容除了时事和日常生活外，大部分是有关学习方面的内容。记得他还为我开了一份“俄罗斯苏联文学必读书目”，让我在一两年内读完。于是，汇报读书心得，谈论俄罗斯苏联文学，便成了我们每次见面聊天的主要内容。1959年下半年，他为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下到他的宿舍里谈的也大多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话题了。潘公在教授现代文学史的同时，也用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当代文学评论。他的文学评论，常常具有独到新鲜的见解，文笔既犀利又稳健，有的文章是和扬州师院的曾华鹏合写的，大都发在《文学评论》之类的名刊上。这很让我眼热和羡慕。大学后期，我也对文学评论热衷起来，私下里把潘旭澜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于是，每次到潘公宿舍聊天，话题又转向有关文学评论以及文学评论的写作方面了。由此看来，潘旭澜不仅课堂上是我的老师，课下对我各方面的指导和教诲，更是我的老师。虽然，后来彼此混熟了，他老不承认是我的老师，只承认是我的朋友，但从这一段历史来看，潘旭澜的确是引导我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恩师。
潘旭澜对学生在学业上悉心指导，生活上热心关怀的不止是我而已，沐浴他师恩的学生成千上百。2001年秋天，我和同班同学返回母校做毕业40周年的聚会，适逢潘旭澜师庆祝70大寿，他的许多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上海祝寿，由此即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这次他病重住院期间，他的许多学生专程赶到上海探望，不少学生在他病榻之旁流泪哭泣，久久不忍离去，由此也可见其师生情意。无论是从旧的道德标准来说，还是从新的道德标准来说，这种师生情谊都是崇高的，值得赞扬的！行文至此，我倒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段旧事，1983年秋，我所在的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组织全国一批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撰写当代作家论，拟先在北京香山举办一个月的学习研讨班。潘旭澜也在被邀请之列。他在得到通知后，要求把他正在带的三个研究生也带来参加学习研讨班，以便开拓眼界，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生动的学习。我在请示有关领导后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由此一件事，也可以见出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潘公不仅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对学生爱护备至，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中也是颇有建树的，而晚年的散文写作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罗列他丰硕的成果，仅举他率领门生历时数载编撰而成于1993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文学词典》一书，即可见出他治学严谨的作风和广博的知识。这的确是一部凝聚着他和他的许多学生心血的一部高水平的工具书，后来他多次提起编撰这部书的经过，自以为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是完全赞同的！至于说到他的散文，文笔却不同于评论，笔调转而温婉儒雅。我曾编过他的散文随笔集《小小的篝火》，把它收入我同谢永旺一起主编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对此深有体会。至于那本凝聚他数十年来研究太平天国史具有独到见解的历史随笔集，虽然受到有些人的刁难，但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潘旭澜师从1952年秋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秋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至今，在复旦一待就是54年，因此他对复旦感情之深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在他的言谈和行为之中，从他的文章里，感受到他对母校复旦的一种深情。这种深情让我感到温暖，也让我奋发向上。他在记述在复旦四年求学经历的散文《毕业照》中抒写了对复旦的深情和对教诲过他的许多师长的敬意；在《西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这一长文中，记述和赞赏了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王欣夫先生和鲍正鹄先生的友谊，尤其是鲍先生助人为乐的精神，道出了复旦校园里让人感到温馨的一面；去年初秋，复旦百年校庆庆典，曾吸引了多少复旦校友，他那篇发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的长文所倾诉的对复旦的深情和期待，更是让人感奋，记得当时读后就拨通他家的电话同他长谈过。呜呼！以后如若读到他的文章有话要说，找谁去说呢？潘公啊，您实在是走得太早，太匆忙了！
安息吧，潘旭澜老师！我虽然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但是实在说不下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