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谭宗远主编的《芳草地》，是个民刊，名气却很大，文坛名宿云集于斯，令人心仪。
我是《芳草地》忠实的读者，知道其中的消息，名望的形成，主要有三条原因：一是主编本人的品位――谭先生对文章之途有纯正的信仰，真正是以文为贵的人，他不太考虑文字之外的名
现在的文坛蒙上了过多的红尘，文人很疲惫，文心很仓皇。那些以文为贵的人，渴望有一块静心、洗心、养心的休憩之地，享受一下精神的自主和生命的自足，而《芳草地》正是这么一爿小小的“憩园”，写作者天南地北而来便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些作者之间虽不相识，却因为有共享的芳草气息，便感动在一起，同声相诉，同气相求，像经年老友，惺惺相惜。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便是大。耶路撒冷可谓小，但在信徒的心中，它比天都大。
二
谭宗远是个吃素的人，身况修长，面相质朴，像一株京西的玉米。
我出生在京西的山地之上，他的“京西玉米”气质很让我感到亲切，虽然他是平地雅士，我也视为本村的乡亲，相见之时，很是亲热，勾肩搭背，絮叨不已。
他是汉族人，却忠实地吃素斋，个中原因，未曾深问，对照萧伯纳的操守，或许与“纯洁的精神”有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月，在北京的一个文学会议上，偌大的一桌素食，仅他一人消享，我“气”之不恭，凑去与他分餐。也许我的姿态，成就了一种“咱们”的气场，他的谈锋很健，说了许多私房话。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偏爱素食，感到素食倒是一种精馔。
我了解到，他的胞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谭宗尧，一个国宝级的表演艺术家。一种自然而然的世俗心态，让我拘涩起来。他说：“他是谭宗尧，我是谭宗远。”看得出，他受不了我的这分谦抑。
我私下里想，一个在舞台上表现，一个在书斋里隐忍，却同出一门，真是绝好的风景。
正因为此，对他，我有一分不露声色的崇敬。不借势“秀出”，而甘于落寞，这样的人，在市井上不多。
文坛地小，我们总能在不期间出现在同一场合。我每次都看到，他总是择一偏僻的角落，静静地坐着，从不招惹人群的视线。只有被点到的时候，才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更多的时候，则是一言不发。他不仅不借势“秀出”，竟至自己也不“秀出”，可见人品。
三
与谭先生交往了近二十年，我们之间，并没有“私秘”的感情，聚时亲切，离时相忘。但每到落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竟是他。他跟我说过，他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可以想见，我们之间并不是真的相忘，心中都装着对方，只不过不像其他文人那样功利与“黏着”，是纯粹的道友。
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整理藏书时，翻检出两本多余的书，一本是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本是人民日报辑录的《农村小说选》，问我要不要。
我当然是要的。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有藏书的爱好，对于旧书有特殊的感情。
在后来的一次聚会上，他当面交给了我。并说，一旦有买重了的书，依旧给我留着。
这份感情虽然很淡，但是我还是很受用的；因为淡淡的感情，才真实，与“温暖”仿佛。
晚饭之后，他到我的房间来，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是新华书店总店的仓库，那里有一二折处理的旧书。”
这不是一种邀约，是觉得对方一定会去的结伴而行。一个爱书的人，岂有不逛旧书摊的道理。
那一次，我“淘”了一套《汪曾祺全集》，他的所得好像是一本《叶圣陶传》和叶君健的一本小册子。
我们相视而笑，有一种会心的得意。所谓会心，是我们有相同的趣味，都恋旧人，都钟情于质朴的书。
当然，也都写质朴的文。
在眼下，质朴的文章离时尚远，不会被人看好，但依旧是埋头写，像不谙世事的孩子那样固执。他说，质朴的文字之所以还值得写，是因为它真诚，离心近。
四
谭先生是个对衣着不敏感的人。相识二十年来，没见他穿过西装，总是一成不变的中式打扮，布鞋，短发，脚步安静。
我说，纵横千里，谁不识得谭君？你也该弄得气派些。
他说，那何必？穿道袍，不如有道心。
心境既然如此，多余的话也就不必再说。他岂止像一株京西玉米，本性上就是玉米的质地――拔节、吐穗、灌浆，一切都在平平静静中完成；虽不被人察觉，却不曾有一分怠惰，结出的苞谷，沉甸甸的，实实在在。他的写作过程，就是玉米的成长过程――生成得很慢，不减约每个季节，吸足了阳光，润足了雨露，最终的成果，结结实实，耐人咀嚼，毫无欺哄。
谭君的文字，数量不多，但篇篇扎实，字字不苟，经得起反复吟味。
文人易伤世，易摇摆，因而就易老，易不平，以至于进退失据，破绽百出，令人轻贱。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活在自己的性情世界中的人，真是有福的人，他们远离了名利，也远离了耻辱。
“和悦的”，词面很小，境界很大，非恒久的修养难以成就。所以，对那株“京西玉米”我心存敬意，我称他为谭先生。
现在想来，有谭先生这样的一个人，必然会有《芳草地》那样的一个刊物。人与刊物之间，是结伴而行、共同生长的关系。
现在想来，《芳草地》这个刊名真好，它有这样的一个寓意：文人与文学的尊贵，就在于有草木一样的生存定力――依据本性的需要，隐忍而不息地向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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