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美索不达米亚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因其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产生了文字，自然也就引发了一系列文明
楔形文字的发明，不仅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古代近东最持久的一个遗产；而且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社会结构（比如制定成文法律可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肥沃新月地带的民族都采纳了这套书写系统。甚至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早期埃及语也深受影响，结果形成了一个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不是希腊意义上的科学）。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从苏美尔人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科学就表现出一种特色：无穷无尽地、小心翼翼地以专栏、序列的形式列举与编排事物，其最终的目的是穷尽世界万物。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计算时间和角度的60位进制，1小时分成60分钟，1分钟又分成60秒。这种方法的特殊配合具体表现在一年分成360天以及圆周分为360度上面。这套体系因其数字便于分割，至今仍为人们所采用。再如，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知道毕达哥拉斯定律，只是没有形成具体的公式，没有应用，不为人们广泛所知而已。两河的技术成就也十分完美，主要体现在塔庙的建筑上，塔庙巨大，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际应用方面都比较复杂。在其他科学领域，如天文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语言学等方面，他们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知识积累。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成就还体现在法律、文学等方面上。法律理论很发达，在早期就很复杂，以各种各样的法律判决表现出来，即所谓的“法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谟拉比法典》了。该法系具有如下特征：1、皆以楔形文字镌刻；2、形式上逐渐向序言、正文、结语的“三段式”结构过渡；3、虽然多处提到神，但从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上看都完全是世俗性的法律；4、是习惯和审判实践的记录，缺乏抽象概念和普遍立法原则；5、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诉讼与实体不分。美索不达米亚文学是其文化成就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代表了古巴比伦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史诗。该史诗大体上是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传说精华的汇集，成书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这一切都对古代希腊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从而对后来的西方世界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但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一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西方文化是古希腊哲学、文学、艺术，罗马法律、技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自然延伸，并没有东方的因素。但随着19、20世纪的考古挖掘，迫使西方世界重新认识引以为豪的西方文化起源。
其实，与近代不同的是，古希腊人认为他们文化中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从近东闪米特诸文明中借用来的，尤其是从埃及文明中借用来的，而不是源自欧洲自身。希罗多德认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柏拉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普鲁塔克指出希腊哲学家依赖早期埃及人的智慧。美国学者伯纳尔教授把这种观点称之为“古代模式”，自古代一直到启蒙时代几乎所有的民众、学者都接受此种观点。但在这之后人们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代之而起的是所谓“雅利安模式”，强调来自北方说印欧语言的入侵者对希腊文化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希腊文化中决定性因素来自欧洲本身，这种观点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笼罩着西方学术界。伯纳尔引起争议的著作《黑色雅典娜》的核心就是重倡那种为人所抛弃的“古代模式”，人们所抛弃的这种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而是因为这种观点强调了“东方”尤其是“埃及”对古代希腊历史的影响，这是那些对19世纪欧洲文化抱有优越感的人所绝对不能忍受的，不管浪漫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激进主义者也好，历史主义者也好，都是如此。假如人们接受伯纳尔观点的话，就会把伯纳尔的希腊文明起源理解为一种“修正的古代模式”，这就是说，强调在纪元前两千年代的希腊文化形成时期，近东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对她的决定性的影响。对古希腊历史进行如此大规模地修正，可谓空前绝后，所以人们在伯纳尔教授著作中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也并不奇怪，因而遭到了学术界主流学者的批判，但这也正说明了人们对西方文化起源的重新思考。
无论如何，那种“神是东方的，神是西方的”，从而把东西方绝对地割裂的说法在今天看来似乎已不合时宜。著名的文化理论家、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早在1935年就说，“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位于西半球的人类初级文化已经具有了我们现代人的本性，他们将这种本性表现在磅礴宏大的气势中，拉近了和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生动地体会到他们的本性。整个的西方世界，也许它也是东方的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原始文化所取得的文明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成就上，建立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文字、官僚主义、技术、艺术和最初的实用性知识基础之上。他们发明的技术中的某些成分经过波斯王朝、亚历山大时代、拜占庭王国、阿拉伯帝国和弗里德利希二世时代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数外部表现和艺术表现方式都要归功于他们”。法国东方学家蒲芳莎・史蒂夫说，“在经历了3000余年的存在与辉煌，以及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古老而又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消亡了。在它的废墟上孕育和诞生的，是我们西方人的文明”。由此可以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系是复杂的，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因此，从根本上说，不是西方影响东方，而是东方影响西方，尤其是古代近东文明深深影响着希腊文化，特别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近东文化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期，人们就提出东方化时代的概念，指这个时期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一是来自腓尼基、埃及的影响。这主要是因贸易以及希腊人对东方艺术主题与风格的喜爱而造成的后果。结果这使先前几何风格时期（GeometricPeriod，约1000-700BC）整洁的艺术手法变得更加有活力，形状也变得更加富有表现力。以人物、动物为主题的画面充满了以往的空洞的画面，并伴有其他装饰性的因素。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包括现代伊拉克）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可见这两种文明接触之早，关系之密切。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只是一种人为的、带有种族偏见的、不科学的划分。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在共同创造着大同文明，因此在哲学意义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的起源在时间上都是相同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文明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不分高下的，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毕竟还有自身的特色。 
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特别是埃及文明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多样性、多变性。从地理上、政治上、民族上看，应该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种族繁杂，有多样的语言与文化；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时期与时代；它没有真正的地理统一体，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永久的都城大邑，都城经常变换（巴比伦算是惟一的例外）。只是楔形文字、神庙、城市构成了两河的统一因素，这里的人们首先创造和发展了一种城市的、文明的、技术上复杂的社会，这里的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起源和次序也有着同一的认识。但即使这些统一因素也表现出美索不达米亚对多样性、多变性的喜爱。已经挖掘出大量的楔形文献表明，同一文本经常有许多不同的抄本。神庙中的神?有1000多位，一位神祗有许多称呼。
但在3000多年的文明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影响下一个时代，这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内在统一。古典苏美尔文明影响了阿卡德文明，综合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代表者乌尔第三王朝对以后的王朝又施加着影响。随着赫梯人的到来，自公元前1700年以来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渗透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人们在肥沃新月地带进行广泛的交流。“在近东沿地中海的肥沃地带，人们本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农具和武器需要铜、锡，建筑需要木材，各地区间需要互通有无。愈来愈多的人转向赚钱又多又快的商业。这个地区成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爱琴海地区的贸易枢纽，也成为三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可见，从文化上、思想上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文明。因为，苏美尔人不仅因发明了文字书写系统而对后继的各种文明有着强烈的影响，而且在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的影响，大多数西亚文明也包含苏美尔因素。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具有统一性。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种和谐的统一。与其他古代民族根本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信仰和伦理上、政治和经济上――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尽管此地居民自认为是“选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个地方性的民族。他们已经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别的民族，当然也就没使自己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因此，他们在轻视与他们为敌的邻居的同时，也敬畏西方的埃及人和东方印度河谷地的民族。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对这两种文明的兴起或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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