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林三代人同唱《我的中国心》（1984年）
李恒是胡耀邦的女儿，大家都叫她满妹。她举止文雅，神情中总带着一种挥不去的喜庆。她每天
“我们家，几十年了，父亲总是慈祥地笑着……后来他不在了，也有十几年了……”去年底，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出版，很受欢迎。这是一部好书，之所以好，是因为它通过一个女孩、女儿的眼睛看领袖和父亲。这双眼睛很宽广，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历史风云，其中有太多的从没披露过的秘密史料。
一本书，说真话的书，一个中南海的神秘家庭被描绘出来。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书的作者还说了许多书外的精彩故事。
诀别，像是一种神秘的启示
满妹不像人们想象中所谓的贵胄人家子弟，她率真随和，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她曾经为房子的装修、孩子学校莫名其妙的赞助费，为各种生活琐事发愁，父亲胡耀邦的律己熏教使她没有去追求一些人心中的种种“好处”。在出国热、经商热中，她甘于寂寞，像一个普通妇女一样，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幼儿园接送孩子。那段时间，有不解和嘲讽向她袭来，她也一度表面平静而内心受着巨大的感情冲击。在她一个人眼泪往肚流的时候，同志们都看在眼里，她所在的单位出于爱护的目的，派她赴美进修。
但满妹惟有一件事放不下，就是父亲。父亲下来后一下子老了，这种变化只有女儿心里知道：不光表面上看苍老了，心也沉寂了。父亲变得沉默了，不再爱说话，那种神采飞扬的说话的样子只是永远地留在记忆中了。
满妹就要去美国的时候，正在长沙休息的父亲好像预感到什么，突然多次问起女儿，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满妹也感到一种异样，便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陪父亲。三天，很快过去了，满妹要回北京参与医学会召开的全国第二十次会员大会。没想到一辈子鼓励儿女忘我工作的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女儿走，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
父亲还鼓动女儿陪他一起去广西看看。于是满妹和他商量，再多陪一程，到南宁的当天下午就回北京。“这么急？”胡耀邦有些不太满意了，继而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父亲的语气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革命这时还原成了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依恋家庭的老人了。人走得再高，终归要回归泥土的。
分别的时候到了。满妹至今还记得，南宁的冬日里，父亲穿着深驼色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呢子夹大衣，和她并排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一路上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却荡漾出女儿从未见过的伤感。满妹说，就在这一刹那，她“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人前就哭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回到北京，满妹仍无法摆脱那种心灵感应的阴影，即将展现的西方世界在她心里也变得兴味索然。她说那种无法解释的第六感实在太神秘了。她确确实实感知到了。
1989年3月，满妹带着伤感来到了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在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她和一群修女们生活在一起，住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蓝宝石般的湖水，林间小路，碧草野花，使满妹的心绪平静不少。但4月7日晚上，满妹忽然心绪烦乱，读不进书，看不了电视。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
“这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哭了起来。旁边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隔着太平洋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虽然丈夫安慰说父亲稳定多了，可满妹几乎还是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和相应的治疗措施。她想马上回家陪在父亲身边，虽然她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
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正是晚上9点多钟，满妹的爱人又急促打来电话……她后来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一个人的苦难
满妹最开始像一切“红色公主”那样优越，加上他家的文化教养，父亲对文化的亲近，对文明的理解，使她没有成为一种“政治生物”。那时候她走的是大家闺秀路线，弹钢琴，在合唱队唱歌，认真学习……其实满妹的性格生成环境是很复杂的，有从幸福顶端一下子坠到极端苦楚的反差。
“文革”前她家的阳光生活是显而易见的。胡耀邦性情坦荡，交友广泛，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许多老帅、老将，以及各部的负责人经常以关东店29号为家，有事没事就拐这儿来，赶上胡家开饭也拿起碗就吃……满妹的母亲以工作为重，长年以厂为家。满妹像小公主一样，悠游在爸妈、叔叔阿姨和三个哥哥中间。
对于满妹和中国大多数家庭来说，那段快乐时光转瞬即逝，文革的风暴随之来临，满妹和整个家庭一下子坠落到悲苦的境地。从她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到胡耀邦的经历是多么惨绝，而父亲又是多么坚强，同时她性格的养成又被抹上了一笔多么深重的黑色。
她在书里写到：“一个冬天的晚上，风很大，我想造反派大概都躲在屋里避风烤火。就从半掩的机关大门悄悄钻进团中央大院，想偷偷给父亲送几片安眠药和一两包香烟。刚走进办公大楼，我就看见腿被打坏的父亲正跪在地上以膝前行，两手抓着拖把，吭哧吭哧地擦洗厕所的地面。擦着擦着，他发现地上有个烟头，捡起来吹了吹，小心翼翼地装到棉衣里面的衬衣兜里。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
满妹只能一个人咀嚼着痛苦，哥哥们都困在各自的学校里，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音讯全无。父亲的秘书、司机、炊事员和公务员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这所有的沉重对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心灵的印刻可想而知，“每次我去给父亲送饭的时候，不仅总有人刁难，嘲笑我是‘黑帮’的‘孝子贤孙’，机关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也骂我是‘狗崽子’，向我扔石子儿，往我身上吐口水。他们常常拔掉我自行车上的气门芯，弄得我经常在漆黑的冬夜里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回家。那时候，正义路上的街灯都被气枪和弹弓打碎了，黑黢黢的路上行人稀少，疯狂的人们为了明天更大疯狂都已入睡，只有肆虐的寒风呼啸在空旷的夜街上。”
小小管家婆
满妹的生活是悲喜交加的，她的性格也是多重的。在家庭受难的日子里，她挺身而出，担负起一家之主的职责，立刻像一颗小小的星星，在黑暗的日子里闪烁在这个离散难料的家。似乎她轻轻地降临到人间，就是要扶持父亲和这个家的。
父母被囚，一大家人大事小事都落到了这个小丫头身上，给哥哥们补衣服，照顾卧病在床的婆婆（湖南浏阳对祖母的称呼）……父母工资停发了大部分，家里没有积蓄，弄得连烧饭的煤球都买不起。整个一个冬天，屋里屋外冰窖般没有一丝暖意。“这是在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满妹一个人在厨房里跑来跑去，不知挂面该是在水开之前下锅还是在水开之后，做馒头不知道是该放碱还是不放，缝被子不是把被子缝到了地毯上，就是手指被针扎得留下一溜血印。就在她狼狈不堪的时候，被轰回老家的外婆回来了。外婆迫不及待告诉满妹，她不是地主，解放前家里就没地了，造反派不能撵她走了。外婆的到来真像及时雨，以后的日子，有一段难得的安宁，她跟外婆学女红，做家务，学做饭……为了家里的每一个人，她什么都学，什么都愿意干。
乱世中确实需要有豪气的女性，满妹在改变自己。1967年夏，经历了抄家批斗惊吓的婆婆突患脑溢血，栽倒在地，满嘴白沫，满妹吓坏了，到处打电话，可团中央的造反派就是不让父亲回来。满妹一下急了，这个从小受同学欺负都不敢吭声的女孩大怒：“你们还是人不是？你妈要死，你们也不回去见一面吗？”这一怒竟然弄得造反派没脾气。特殊的境遇发展了她敢于挺身一怒的一面。
这时候，耀邦也乐于听命于女儿满妹了。在棍棒唾沫中屈辱存活的他，女儿是惟一能见到的亮色，也是仅能见到的一两个家庭成员之一。满妹对父亲尽可能的照顾，或许就是这位日后的总书记得以存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耀邦与小小“管家婆”满妹之间的关系，可以从“限烟”这件小事上看出：耀邦吸烟相当厉害，而且随着年岁增长越吸越多，可这时家里却没有那么多钱和烟票去买烟。满妹掌管了家后，心疼父亲的身体，决定对他严加控制。好不容易攒钱买到几包烟，她就藏起来，“限量供应”，一周最多发一包。耀邦经常“央求”女儿再多给一些，但满妹严格执行“规定”，绝不通融。耀邦只好偷偷自己去找，找到后往往从几包中抽出一包，以免女儿发现。满妹自然是发现了，再藏，但家已不是当年几十间屋子的规模，就两间屋子，还能藏到哪儿？于是烟总是被父亲找到。就这样，他们像“捉迷藏”似的过了几年。后来耀邦解放了，出来工作，自然也不用“偷烟”了。
而父亲无节制的吸烟仍是满妹的心病，她只好请工作人员限制他。一天她看到报纸有文章说，喜欢吸烟的人一类是特别有能力的人，比如马克思、斯大林、爱因斯坦等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还一类人是没文化的社会底层人，比如西伯利亚的伐木工、井下的采煤工等。满妹看了后就和父亲聊天，说你知道吗，你是最没文化的人。耀邦很惊讶。满妹就把文章内容中后面那一类人说了。耀邦当即喊出来：你说得不对！他举出许多吸烟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竟然说的比报纸上的例子还多。满妹感叹，父亲的不盲从是方方面面的，加上他博闻强记，知识的运用上，得心应手。
父女俩的“禁烟战”以父亲最终胜利而告终。而父亲以后的疾病是否跟这有关？满妹感慨，她“执政”时再威严些就好了！也可能是天意难违呀！
老一辈人的品格
满妹是一个随和的人，她在她工作的外资公司里和上上下下的白领们关系都很融洽。采访她的时候，她不时“嘻嘻哈哈”地吩咐部下做这做那。看着她洒脱自如的样子，看她在事业上的“得意”，很难想象她是一个没受父亲耀邦一点“精神恩惠”的女儿。
怎么讲呢？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把私利、私心扔在一个角落里，死死限制。这是多好的中国人的品德，在现在多显珍贵！满妹唏嘘。
你看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中的回忆：耀邦终于熬过了“文革”最初的严酷时期，而与团中央的所有员工一起被赶到河南潢川干校，这时他才摆脱拳脚折磨，又担起劳作苦役。他这样的好人几乎不会推却重活。老同志朱仲丽曾回忆说，耀邦在干校经常要扛一百多斤重的东西，比他的体重还要重十几斤。饮食很差，他得了急性乙型肝炎……即使这样，他还善待一切人。他在回北京做病变切除手术时，竟然应允带回别人托付的几十斤大米。
这个细节在满妹叙述后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尽管父亲已经是铺盖、衣物、书箱一大堆，可有人托他带大米回京他就带。东西太多没法拿，父亲就让伍绍祖帮他把大米装到裤子里，三头一扎，套在脖子上。这副打扮走到软卧车厢口时，列车员毫不客气地拦住他，说你这老头儿乱跑什么？这是软卧……”
就这样“菩萨心肠”的耀邦，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小上级”满妹，却有非常严厉的一面。在父亲在干校受苦的时候，满妹正陷入痛苦之中，她实在受不了所在工厂上夜班后公用被子的臊臭和追之回家的跳蚤臭虫，加上同学朋友一个个或穿上军装或入党提干上大学，她开始坐立不安了。根据以往经验，父母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施以援手的。满妹只能自己想办法。
她跟谁也没商量，到处打听，找到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家。摁了门铃，一个警卫出来，说郑司令不在家，有什么事他负责转告。满妹说：“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送我去当兵。”警卫说了声知道了，大门便严严实实关上了。她连郑司令的面都没见上，心想这事大概没什么戏。不料一个月后竟喜从天降，部队通知她去参加体检。
满妹知道最难过的是政审这一关了。果然，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冷冰冰地阴着脸说：我们根本不会同意你这种人当兵。要出证明，我们也只能证明你父亲是走资派。”满妹跟他大吵起来。她扭头就走，证明不要了。她早有了准备，当兵前就改姓了母亲的姓，这是一贯正统的母亲看她实在想当兵给她出的主意。可是到了那个野战军的师级医院发现，证明早就跟着她来到了部队，因而大伙儿也都知道她是走资派的女儿了。这就注定她要在部队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
她脏活重活抢着干，经常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械在夏天的烈日下给各个厕所消毒，一天劳累下来还争办板报。希望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可几年下来，她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苦恼中。一起入伍的小女兵们，一个接一个被推荐上大学或者提干，而领导连个空头许诺都不给她。儿时的“大学梦”又时时折磨着她。苦闷至极，竟也忘了父亲是不会帮这类忙的，写信给父亲。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满妹这时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十分懊恼，看完就把信撕了。正在解放军某工程学校上学的三哥也为满妹的事给父亲写信，问父亲能不能找找老战友，给妹妹争取一个名额。耀邦在回信中的批评更严厉：“这种走门子、托关系的思想是没落的，注定要消亡的。如果连这点都不懂得，不要说是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就连资产阶级进化论者都不如。”
打那以后，满妹再也没有指望过沾父亲半点光，她只能为了自己的命运苦干了。她有时一天只睡半个小时，努力“改造”自己，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但在部队超期服役，一干五年，还是不动一点儿窝。最后领导找她谈话明确指出：因为你父亲的问题，不能提干，不能选送上大学。她彻底失望了，只得复员回北京，分配到一个约有二百多人的小厂当木模型工。
她这时是极为痛苦的。但她后来还是上了大学。那是1976年七八月间，那个弹丸小厂忽然分得了一个北京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全厂激动，工人投票，结果21个车间班组，19个一致推荐满妹。这真是自己干出来的，在工人兄弟中混了个“好人缘”。但又卡在了政审那一关，驻北京医学院工宣队有个冒充工人的老师坚决不同意胡耀邦的女儿上大学，要求工厂另行推荐。工厂上下则完全被满妹的魅力所“掌控”，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一致意见，不能再搞一次推荐。双方僵持不下。满妹太想上大学了，就写了封信，揣着独自去找北京市革委会的头头。费了很大劲进不去北京革委会的大门，只好把信塞到邮筒里，自然杳无回音。就在凶多吉少的时候，四人帮被粉碎了，命运一下截然两样，她终于得以踏进大学校园。至今，满妹还不忘那些送她上大学的工人同事和各车间的小头头们，他们的仗义执言是那个时代最温暖她的声音。爸爸妈妈没有体会，爸爸妈妈坚持的是另一种高尚。
满妹半生没沾父亲的光，甚至可以说多受牵累。但她现在充满了对父亲这种高尚品格的敬重。
满妹说，父亲不苟私情是出了名的，在干校的时候，父亲老战友的儿子伍绍祖恰好跟父亲在一个班，两人没事就在一起聊天，过从甚密。父亲肝不好，注射维生素B12是伍绍祖的事，甚至父亲的工资都托付伍绍祖管。但即使这么好的私交，父亲当总书记时也没有提拔他，这使伍绍祖后来非常感慨并愈发敬重父亲。
四十年的家国之爱
满妹掌家的权威是父亲给树立的，这是一个父慈子孝的家庭。从满妹的叙述中，我发现，耀邦并不是不解人情世故、对家事子女心一派懵懂的大干部，他把一切美好作为追求，把对神州大地的爱也通过种种方式灌注在这个小家里了。
耀邦被批斗时，顾及不了几个儿子的恋爱婚事，只能由全家的“领导”满妹代为过问。
耀邦在儿女婚恋上是非常民主的，但又希望儿女们择偶能在他希望的路上前行，不至于出现大问题。而他当了中组部部长后，投身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中，就再也没有时间过问这些了。但对女儿的事，他还是给予了特别关注。
实际上女儿一开始恋爱父亲就知道了。甚至在满妹还没恋爱的时候，耀邦就体察到了。
“文革”初期，父亲还没挨斗，满妹还意气风发地与哥哥等大孩子重走长征路。在兵荒马乱的串联路上，满妹和哥哥失去联系。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动乱的中国，家人万分焦急。也是在这次“离乱”中，满妹认识了高个儿男孩小江。他把十几岁的满妹带回了北京，也从这时开始出入耀邦家。
耀邦家总是很热闹，用满妹的话说，“‘文革’前是娘老子来。‘文革’中是子女来。”“文革”中，这些领导干部们先后落难，他们的子女们“顶替”他们来胡叔叔家。家庭已破落，父辈已遭难，却都知道胡叔叔“急公好义”。于是请胡叔叔帮忙，写证明信什么的，至少能有一顿热饭。用满妹的话说，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没有困难的也来。
小江家在西安，来北京的机会不多。“文革”后期，他到黑龙江上大学，以满妹家为中转，于是名正言顺到满妹家吃住了。胡家好客有名，这本不稀奇，但次数多到耀邦有一天也突然发现了，“小江他怎么老来，是不是对我们家妹妹（满妹的昵称）有意思？”大家这才开始注意了。
小江家是老红军，当时状况自然比老是在风口浪尖上的胡家要好，但他对满妹一往情深，不弃不舍。可满妹却因为家庭和个人命运的颠簸，心情很沉重，没心思谈恋爱，对小江的热情往往没有反应。耀邦看出小江是一个好小伙子，也因满妹的冷淡抱有歉意，就替女儿解释开脱。他把小江悄悄叫过来，笑呵呵说：“小江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妹妹可厉害了，脾气可坏了！我们家都得听她的。因为家里有困难，又没钱，她是总管，大家得过生活，家里家外压力特别多，她就有时着急。”
小江很巧妙地回答说：“是吗，我怎么没感觉？”
小江的聪明朴实，博得一家人的好感，连阿姨都劝满妹，“人家小江人不错，别老是不冷不热的！”小江看有满妹家人的支持，越发有热情，竟大胆约满妹到西安他家一去。满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拿不定主意。小江又偷偷找过耀邦。
满妹秀丽能干，加上耀邦虽然时时遭批斗，但总的趋势是在中国政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而那时有许多大户人家子弟追求满妹，但满妹渐渐为小江的人品所征服：“我父亲政治上遭难的时候，他反而对我父亲特别好。所以我父亲觉得他人品不错。他见过许多男孩来找我，经常问我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看我不冷不热的样子，他也不对那些男孩进行评论，唯独对小江进行了评论，说他人朴实努力。我知道，父亲已经倾向小江了。”
真如耀邦说的，小江确实朴实努力。他在黑龙江大学学中文，课余写了许多大块的理论文章，兴冲冲拿给耀邦看。耀邦看看笑笑，也不说什么。他知道“批林批孔”是在“批周公”，但当时他能谈什么……用满妹的话说，“小江那么努力，我爸也不好说什么。其实，大家认为他是灵活朴实的，我父亲认为他‘勤奋努力’。他个人情况也比我好，当兵、提干、上大学。上学期间写了许多理论文章……”
耀邦因在中国科学院“紧跟邓小平”，“走资派还在走”，又倒霉了。许多男孩子――小江的竞争者，都不敢来满妹家了，只有小江一个人还行之若素。满妹终于做出了选择。
满妹有了可靠的依托，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一直对满妹有一种歉疚感，虽然没说出来，但满妹知道，“文革”时因为自己的遭难给女儿带来了多么大的心灵伤害，父亲心里很难受。在走后门问题上的“绝情”，父亲心里也是不好受的。于是到老的时候，他要把能给予的都给予。他的关心是巧妙的，关爱是无形的，甚至他把工作中的成熟经验化到了关心子女家人上了。他的慈爱有时竟与他对人民的爱是分不开的――一种普遍的对人的爱。越到后来，满妹体会得越深。也许只有这样的理解和爱，才有了父女之间的神秘感应。
时间证明，满妹和父亲的选择没有错。笔者可以看出，满妹至今很感激先生，这么多年，他跟着胡家起起伏伏，在耀邦受挫的时候，他工作也受影响，本来很有上升势头，却又调到别的单位……但他从来不抱怨，在这种时候反而更多地来父亲家，跟耀邦坐坐，下下棋，算是对老人的一种安慰。 
好男人，莫过如此。娶人家女儿，善待人家父母，天地良心。小江后来工作得很好，职位也越来越高。这是耀邦去世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这也说明完全是他自己的作为。知情者都感叹，真是人在做，天在看。
1982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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