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一版，32.00元
荨樊树志近影 
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近年来开设的一门全校性中国古代史课程，颇受学生好评。今年4月份，该课程的讲稿结集为《国史十六讲》一书出版发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
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
一、视野开阔，推陈出新
《国史十六讲》是一部推陈出新的高校教材。以往的传统教科书多以“五种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为框架，这样一部中国史往往单纯地被写成生产发展史和农民战争史。在结构上，则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板块的机械排列。与之不同的是，《国史十六讲》有以下几大特色：将中国历史分为“大同之世”（史前史与传说时代）及“青铜时代”（夏商周三代）和“中华帝国时期”（秦至晚清）；突出文明、文化的作用，淡化阶级斗争，对于农民起义很少论及；一定程度上打破传统“三大块”模式。在此基础上，该书采取“专题”的形式，不求面面俱到，也不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用晓畅的语言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
《国史十六讲》并不是单纯地介绍历史知识，而是力图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为此，必须打破“行业”的束缚，不仅对从古到今的中国史有一个贯通的把握，而且要有世界史的眼光。固守本“专业”阵地的“专家”则难以做到这一点。从该书可以看出，作为明史专家的樊教授对于中国古史的“纵通”有着较好的把握，对于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也有明确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广泛关注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大量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海外学者尤为重视。据笔者初步统计，书中所引中国内地学者18人，23次，海外学者43人，74次，海外学者引用率是内地学者的两倍（人数）及三倍（次数）。
中国学者对中国史的认识有时候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弱点（对此《国史十六讲》作者也深有感慨）。而海外学者比我们更具有全球史的眼光，更注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可对中国史开启一些不同的角度或思路。受其影响，《国史十六讲》经常以世界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史。该书在引用海外学者观点之后常常提示读者：是否可以据此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久难解决的问题？
该书因有着开阔的视野而令人大开眼界，其间显示出的一种恢宏气势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
《国史十六讲》的最大特色是将学术性注入高校教科书（通常高校教材是以讲授知识为主），书中论及的不少学术热点话题也是当今最具前沿性的课题。这些话题不仅能激起青年学子的兴趣，也是为专业学者所重视的。其中，有些话题集中于国内学界。例如，关于中国有无“封建社会”的争论恰是当前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封建”概念的混乱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大障碍，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封建”概念的辨析。对此，该书第二讲的第4小节《解读“封建”的本意》主张回归西周“封建”，即“封邦建国”、“封建亲戚”的本意，正反映了内地学界的这一新动向，予读者以启发。
《国史十六讲》里还有不少课题是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的。也许正因为海外学者的启示，才使中国问题走出狭隘的境界，从而焕发出新意。例如，以往中国史学者多认为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因此对它评价不高。然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在上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这一观点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些西方汉学家开始大力讴歌宋代文化的辉煌。我国内地史学界虽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关注“内藤假说”，但热忱始终不断。《国史十六讲》由此提出，宋代有它辉煌的另一面，无论在科技、经济和文化各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
对晚明史的认识也受到海外学术的影响。一般人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但是《国史十六讲》指出，不少海外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而且当时的经济中心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明代通常被认为是极端落后的，而事实上其晚期经济正处于世界前列。笔者认为，这种论点既是对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挑战，也是对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停滞论”的极大颠覆。尽管具体结论值得商榷（实际上，已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估计过高），但其方法论的意义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晚明社会变迁”由此成为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史十六讲》在“全球化”背景下看晚明史，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论，希望把对晚明史的认识引向更高的层次。
拓宽视野看“倭寇”问题，也能得出新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倭寇”是“骚扰中国沿海的日本海盗”，1960年代起陆续有中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嘉靖时期中国沿海“倭寇”的主要成员是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民间商人集团，其首领“倭寇王”王直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为了冲破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官方正面冲突，被称为“倭寇”。当然王直的队伍中确实雇佣了一些日本人，但他们处于从属的地位。《国史十六讲》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增长，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就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倭患”实际上反映了官方与民间之间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这一提法或许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无疑值得重视。
除了以上热点话题外，该书还对另一些传统定论发起挑战。例如，通常人们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只许儒家一派存在，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国史十六讲》根据国内学者的新研究，指出最初董仲舒的建议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在现实政治中，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其治国方略为“儒表法里”。所谓“王道与霸道”，亦即儒术与法术并用，才是专制集权的真正秘密。
有学者认为“东林党”并非一个“政党”，而是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朋党”。《国史十六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提出“东林非党论”，并指出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
五代时期曾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冯道被人看作是“无耻之徒”，而《国史十六讲》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冯道其实是一个“模范宰相”。
书中因有精辟的学术性分析，而在一些历史事实的介绍外，更彰显出了历史的意义。例如第三讲在介绍了诸子各派学说之后，指出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既有学术性，也有较强的政治性――游士们向各国国君游说，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需要使得那些政治性强的学派，如法家和儒家成为显学；而关注科学，放弃政治追求的墨家则失去其“显学”的地位。第十讲介绍朱熹的学说如何因个人政治命运的改变而从“伪学”一跃成为官学及声誉隆盛的显学。这些分析说明，学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早已有之，这是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
总之，《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读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三、一点小小的看法
该书作者认为，写作此书不能够面面俱到。的确，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交代最基本的方面。然而第十二讲却用较大的篇幅讲述野史关于建文帝生死之谜的传说。当然，讲这个故事可以激起读者的兴趣，在高校教材里讲野史故事也许还算是一个创新。不过，还有比建文帝生死之谜更重要的历史值得交代。例如，明世宗（嘉靖）朝的“大礼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大。杨廷和为首的官僚集团制约皇帝的失败，导致世宗专权跋扈，也因此有了严嵩、严世蕃父子这类奸佞当道。《国史十六讲》在叙述建文帝生死之谜后，直接就谈起严嵩父子。如果讲了“大礼议”，就不至于显得如此突然。而且“大礼议”中有趣的故事也不少，足可吸引人们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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