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日]山崎茂明著，杨舰、程远远、严凌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15.00元
贝塞斯达大会宣传画
一台巨大的显微镜；在载物台上的不是普通的生物切片，而是一群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这是2000年11月贝塞斯达大会宣传画的内容。那次大会的主题是“探讨研究的诚信”。这幅宣传画作为插图，出现在《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一书中。
“进入20世纪后半期，人们司空见惯了政界和娱乐界所发生的欺瞒和弄虚作假，但是社会认为科学与它们是不同的”；但“目前看来，这种社会对科学的信任也已经崩溃，人们开始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对其原来所拥有的高度信赖性产生了怀疑”。（《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本书序”第11-12页）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界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科学家的不端行为在过去被归结为个人道德问题，现在日益增多的事例表明，那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与科学体制、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日本的山崎茂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用多年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和研究，最终完成了这本书。他带着我们从访问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开始，一步步揭开了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内幕。
人们对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称呼很多，诸如“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学术浮躁”等。其狭义定义主要指“捏造、篡改、剽窃”（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Pla鄄giarism）三者。广义定义还包括其他不符合科学规范的行为，例如作者署名权的错误使用、一稿多投等。书中科学研究不端行为主要是在道德范围内的，而不是法律范围内的。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大量科研不端行为的案例，讲述了这些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人们发现、揭发、调查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充分揭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
美国作为最早关注科学研究不端行为的国家，其科研管理机构和政府对此反应非常积极。1989年3月，美国公共健康服务部设立了“科学诚信审查办公室”，国家健康研究院设立了“科学诚信办公室”。1992年这两个机构合并改组为现在的研究诚信办公室（ORI），负责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不端行为的调查、监督和预防。研究诚信办公室在工作中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想要阻止不端行为的发生，根本不在于调查、监督，而在于预防。因此它的工作重心是与各大学、学会和研究所合作，展开以研究诚信和研究伦理为主体的教育活动。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北欧四国、英国、德国等国应对不端行为的策略。
当然，作者着墨最多的还是日本。作者列举了日本科学界一些不端行为的事例，并指出日本在对待和处理相关问题时的不足――公众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不畅通，有太多的日本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绞尽脑汁地掩盖不端行为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一些建议：学术研究机关应担负起预防不端行为的职责；期刊如发现科学家不端行为，应及时通报，并刊登撤回稿件的公告；建立专门的数据库支持研究伦理工作；不端行为的调查结果除了需要为举报人保密外，原则上全部公开。
作者还特别指出，由于科学事业的全球化，国际间科研合作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一些科研人员的作弊行为更难发现。另外民族主义倾向明显凌驾于科学之上，理应世界通行的伦理规范却没有渗透到所有国家的科学研究中，例如日本、中国，都尚未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日本国内发生的不端行为，尽管迫于当时的形势会有一定的审查，但一旦事件平息，调查就会中断，甚至不了了之。中国“汉芯”造假事件被揭露后，上海交通大学宣称陈进欺骗了评委和领导，然而这一研究的立项、鉴定过程牵涉众多，岂是陈进一人能够“搞定”的？因此，有关方面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同日本迫于形势的调查一样，恐怕只是为了堵住泱泱众生之口，而缺乏彻底追查问题的决心。
科技相对较发达的日本在处理科学研究不端行为时，方式和方法却如此“不发达”。在作者看来，这是与日本特定的科学文化相关的。日本人视科学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工具”（第140页），“人们要求科学和科学家为推进现代化作出贡献”（第140页），因此，日本政府对科学事业的介入很深。当科学界发生丑事之后，政府自然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尽力避免给自己脸上抹黑。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作者对他国科学家的不端行为都是指名道姓，有的甚至还会配上一幅图片，以表警示，但对本国科学家却网开一面，只用A、B、C来表示。作者对日本科学家不端行为的关注和研究值得称道，可这种隐去本国科学家真实姓名的做法却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也许，这就是日本的文化吧！
科学界不端行为就像是白布上的污点，不会自动消失，只有使用“净白洗衣粉”才能达到洁净如新的效果。科学界需要“净白洗衣粉”，但首先我们得承认科学这张白布不是一尘不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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