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悲歌》采用的则是与之不同的“民间视角”与“人民史观”。这是广东作家黄东生集十年之功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以广州人民反侵略、反投
于是，在以往的“正史”中从不曾提及的苏英、何玉成、黄表等爱国乡绅与颜浩长、韦绍光等草莽英雄在《世纪悲歌》中隆重登场，并被给以了浓墨重彩的刻画。以往由于阶级偏见，我们对爱国士绅在这场革命中的贡献肯定不够，《世纪悲歌》则跳出了这种简单化的思维与立场，对他们作了生动具体的刻画。这些鲜活的下层人物无疑是对历史人物画廊的一个重要填补。
《世纪悲歌》还为我们钩沉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陈迹。何玉成的“飞柬传书”、周春等的“八和聚义”、苏英的“毁家纾难”等事迹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世纪悲歌》中，我们还会发现许多“正史”不载的历史细节。比如三元里大战中平英团的战术筹划（如灯笼阵）、军事指挥、情报收集、后勤保障等活动，都描写的极为详尽与生动。
历史不仅仅只是事件史，也应该是精神史。从《世纪悲歌》中看到的正是伟大的人类精神与民族精神。从三元里大战英军，到反租地运动，到坚持七年之久的反入城斗争，到参与太平天国起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投降、反暴政斗争。也许单个的事件，如三元里事件，并不能改变或决定中国的命运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面貌。但这种精神示范效果是持久的，无可估量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北伐革命，广东人民在很长时期里一直都走在全国革命的前列，引领着中国革命的潮流。可以说，广州人民的革命精神与气魄成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精神源泉。
由于朝廷、官府的腐败与软弱，由于军队的涣散无能，反侵略的重任只能落在人民群众身上。而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也有能力有气魄承担“保家卫国”的使命。侵略者根本不惧官府与官军，却对民众的“普遍抵制和军事抗争”颇为惧惮，“英、法的报告也表明，民众的抵抗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转引自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第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满清统治者也往往要求助于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这种威慑力。因此，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舞台上，“绅士领导的农民扮演了主角”。（同上，第38页）《世纪悲歌》出色地运用了民间视角与人民史观，对这段历史作了生动的艺术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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