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解长征史一谜

有德国“国防军之父”之称的赛克特

红军长征胜利

这次战役的失利，跟一名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参与决策和错误指挥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战略战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与另一名德国人――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有很大关系。果真如此吗？

本文作者卢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奉命为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整理回忆录，伍修权革命经历中重要的一页是参加长征并为李德做过翻译。卢弘由此展开了对李德的研究，也接触到了赛克特。他的研究，能解开那个历史之谜吗？

　一出外国“演员”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现代战争活剧

在李德来到“红都”瑞金之前，蒋介石已于1930年到1933年间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4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以总共只有3到4万红军，抗击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大军，不仅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还在战斗中锻炼和加强了队伍，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为除掉心病，不顾日本侵略者正在大举进犯我国的危险形势，调集了整整100万军队，全面围攻我革命根据地。他亲自率领直接指挥50万大军并坐镇南昌，从四面八方“进剿”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在策划并实施第五次“围剿”军政方针的同时，就先后向美、英、德、日、法、意、荷、比等国求援，仅从美国就以各种名目获得近一亿美元的借款、几百架军用飞机及150名美国及加拿大籍空军人员的支援，连正在进犯中国的日本也专为其“剿匪”供应军火等作战物资，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供切实支持。其他各国也以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等各种武器装备以及军装、化学毒剂等等大量供给蒋介石，又派了一批批军事专家、技术人员来华，从军事到经济上确保着蒋介石“围剿”苏区的各项需要。

在这些国际支援中，以刚刚被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德国最为卖力和突出。还在希特勒上台前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那里就派出了一批由著名军事将领牵头的70余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其中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是前全德陆军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上将。他们作为蒋介石的军事高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积极为其共同的反革命事业提供直接的指导与服务。由于德国顾问团目标太大，就传出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内幕秘闻和演义故事，最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战略战术，特别是将苏区红军置于死地的堡垒战决策，主要出自冯・赛克特将军等德国军事高参的谋略及建议。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这次“围剿”，根本改变了以往的战略战术，其新的方针为“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要求各路进剿大军做到“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甚至一次只推进一二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采取战术防御手段，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碉堡公路，连绵不断，彻底封锁，滴水不漏”的“铁桶江山”。

那么这些招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许多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说法：

“蒋介石……主要依靠德国将军们的筹谋，又进一步拟定了新的军事方案，即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略战术。

“在(德国将军)冯・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

“他(即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冯・赛克特的建议，遍筑碉堡……

“第五次‘围剿’敌人……采纳了德国顾问建议的‘堡垒主义’作战方针……

“德国顾问们当时的如意算盘是：中央根据地面积不过五万平方里，如每日进展二里，则不出一年，即可吃掉。蒋介石妄图用这种碉堡政策逐步缩小根据地……”

当时正在莫斯科对中国党和红军进行遥控指挥的王明，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发表演说并在国外报刊上著文指出，国内这次反“围剿”大战“与过去国民党各次反苏维埃围剿的主要不同之点，就在于全世界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这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过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冯・赛克特和另外两个德国将军维撒尔及克雷伯尔，以及70个德国参谋部的军事顾问不仅制定了六次(应为五次――作者注)‘围剿’的军事计划，而且直接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行动”。“蒋介石在德国冯・赛克特将军的帮助之下，才真正开始实行他所希望实行的新计划……”

王明在外国这么说，有的外国人也这么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关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一章写道：“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赛克特――派到中国。赛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在冯・赛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包围圈。冯・赛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

连身在苏区与冯・赛克特既是德国同胞又同为军事顾问的李德自己也认为：

新“围剿”计划的核心是德国顾问们根据第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炮制的一个完整的军事方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持久的、消耗巨大的行动，但是德国专家们认为，这一行动可能使而且必然使中央苏区在一两年之内完全瓦解，并使残留下来的“岛屿”逐渐缩小。他们还断定，中央红军由于不得不进行堡垒战而越来越失去运动的自由，并逐渐被消耗，最后被包围，被消灭。

所有这些说法，简直异口同声地一致认定了李德的同胞、同行却不同党的冯・赛克特在国民党“围剿”中的“突出贡献”和“杰出作用”。这就将这段历史一下染上了一层强烈的“戏剧色彩”，形成了一出由外国“演员”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西合璧式的现代战争活剧。

　　此说始于斯诺

想来也确实富有戏剧性,难怪索尔兹伯里的夫人夏洛特在陪同丈夫来华访问时所著《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中情不自禁地写道：

巧合的是，一方面是李德指挥共产党人作战，而另一方面是冯・赛克特将军在蒋介石那边当顾问。碉堡战术就是后面这个德国人建议的，而国民党人最终却是以此取胜的。

不过这个发现的“发明权”却应该属于索尔兹伯里夫妇的同胞、同行的美国名记者斯诺，他才是这样说的世界第一人。早在他的30年代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曾抛开记者与史家的严谨笔法和准确提法，以诗人和文艺家的激情及语言，特意加注了这样几句话：

这件事也真有戏剧意味，两个德国将领，其中一个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却通过这两支中国军队互相厮杀！

于是，许多人就都跟着这么说了，只是有的人更加有所发现或有所发挥。有一位中国作家在其作品中分别介绍了李德和冯・赛克特的经历后写道：

更有戏剧意味的是冯・赛克特(后期译为西克特)和李德都是街垒战专家，他们在慕尼黑的激战中，已经刀对刀枪对枪的较量过。不过那时，赛克特是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而李德是起义者的一个队长。因此，李德知道他面对的是他的同胞赛克特的堡垒战术，而赛克特却不知道他面对的红军中还有个李德。

这两个军事顾问不遗余力地对抗，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李德是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赛克特则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为了德国的对外扩张！

另一位中国作家，更曾描绘了这样一个戏剧场面：

两个日耳曼人――冯・赛克特和李德，以中国的江西省为“棋盘”，对弈起来。

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帝国，一方“棋手”来自第三国际。

双方(在中国)交战……

否定赛克特

是很生动有趣，是很富有戏剧性。但是历史事实到底怎样呢？

另有一批研究资料和回忆史料却否定了以上种种说法。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有位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助理历史教授威廉・韦在其《论国民党对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一书关于第五次“围剿”的一章中写道：

从冯・赛克特在华情况看，他不可能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设计者。一则他是1934年4月赴华任德国顾问团团长，当时第五次“围剿”已进行数月……二则因健康不佳，无力积极地协调德国顾问的工作，更谈不上督导对中共的大规模“围剿”。1934年6月冯・法尔肯豪森将军赴华，任顾问团参谋长，成为事实上的团长，掌管日常行政事务。他的第一件大事，是协助制定南京防御计划，防止日军突袭，并未参与同剿共有关的事。

作者又说：

……冯・赛克特曾于1933年5月即第五次“围剿”前数月访华，只有这一次他可能对制定“围剿”计划提出过重要意见。伊曼纽尔・C・Y・徐持此说……据说，冯・赛克特赴华专门是为了策划和协调第五次“围剿”。其实，蒋介石聘请他乃是为了要他协助改组德国顾问团，因为蒋对顾问团不满，蒋特别希望撤换当时的团长韦策尔将军。

作者认为，赛克特事实上一直“并未就‘剿共’战略提出具体建议”。相反――

国民党方面的史学家认为，德国顾问在“围剿”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国民党国防部军史局出版的关于德国顾问的历史著作，相当详尽地记述了他们如何按照德国教范训练和改组国军，使国军做好对日战备工作，只字未提德国人在第五次“围剿”中有什么作为……德国顾问非但不是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制定者，而且还对这种战略吹毛求疵。据记载，韦策尔曾将这种战略斥之为方法原始，行动缓慢……

惠特森在采访许多参加第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将领之后断言，德国顾问对野战部队战略战术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些论述说明，冯・赛克特与李德虽然分别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方的军事顾问，他们并未直接“对着干”，其来华背景、使命及其作为也根本不同。

赛克特在中国

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汉学家柯伟林教授(W.C.柯尔比)在其《德国与中华民国》(中译本为《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书中，曾对冯・赛克特的在华活动做过深入的研究与详尽的评述，他同样将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决策出自冯・赛克特之说予以否定。

据柯伟林介绍，蒋介石政府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始于20年代后期，当时他曾不断雇佣包括军事专家在内的外国人员以加强自己的统治。1933年5月，冯・赛克特应邀来华，蒋介石与之结识之后，立意请他出任自己的高级顾问以取代韦策尔将军，却被赛克特谢绝了。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坚请赛克特来做他的总顾问，他们间多次信函往返后，冯・赛克特终于接受聘任，在年近古稀时于1934年4月再次来华，正式接替了韦策尔的总顾问之职。

冯・赛克特“注意到蒋非常厌恶授权于人”，便极力不碰“蒋的个人权力”，使自己的主要工作仍限于军事贸易和军工建设方面，将德国的武器军火及军事装备大批销到中国，又将德国必需的军事工业原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他的故土。据统计德国进口的88％的锑，53％的钨等等，都依靠中国供应，为此他曾去过出产这些重要原料的江西等地。当时经常同他打交道的是国民党政府中主管经济财政及军工事业的宋子文、孔祥熙及“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翁文灏等人，与蒋介石的军事指挥中心特别是其“剿共”主将们接触反而不算多。那时德国还没有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他也为蒋介石建立长江防线以抵御日本侵略出过主意，去江西时曾应邀以军事顾问身份向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过话，当然也对蒋介石政府当时的头等大事“剿共”战争表示应有的支持，但却并未直接参与过什么“策划和指挥”活动。

由于冯・赛克特年高多病，他第二次来华才呆了10个多月就因精力不足、体力难支“离休”回国，并且一去不返，于回归故土后一年多就永远归土（1936年12月）。虽然直到他去世时名义上仍是蒋介石的总顾问，实际上他却什么事特别是“围剿”军事等等早就什么也“顾”不上过“问”了。所以柯伟林教授在其洋洋30万言著作中，对他如何参与国民党“剿共”战争，也是一字未提，并且在一条注释中说：“关于德国顾问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最主要作用的神话已被瓦尔特・估默尔(另一位中国问题研究者――作者注)所打破。”这样，历来的有关说法特别是一些中外作家津津乐道的那些“戏剧性”场面，看来并无确切依据，多为以讹传讹的传闻。“土和尚”念的经

那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底谁是主谋呢？前面引述过的美国研究者威廉・韦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做了回答，他十分肯定地说：

现有材料证明，堡垒封锁战略的制定者是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而非德国顾问。这个战略的某些部分可以归功于某个国民党将领。

在查阅大批史料后，可以证实，当时的战略战术，其实出自一批多年与“共军”交战的国民党将军，在他们分别提出的许多建议中构想出来的。“总之，堡垒封锁战略，基本上是国民党将前几次‘剿共’方略的部分做法，加以融合而制定出来的。”这就是威廉・韦的结论。

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毛泽东的英明论断倒很一致。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两年，即1936年12月，已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实际上取得了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就在其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战术作了分析和判断，明文指出：

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毛泽东此言已被国民党将领们的回忆所证实。当年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兼相当于“剿匪”作战部的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中将说：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由我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

被毛泽东“点名”的原国民党军第46师师长戴岳，也以《我对蒋介石建议碉堡政策的经过》为题，专文回忆了此事。他说早在“围剿”江西苏区初期，就曾由原“剿共”右路军总司令鲁涤平根据所属第12师师长金汉鼎的设想，提出了用中国古已有之的“建碉守卡”办法以“进剿”苏区的建议，当时参加鲁涤平召开的“清剿”会议的戴岳，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与想法，“认为金汉鼎的意见可以采用”，但开始却“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戴岳说：“尽管这样，我自己还是决意先在赣东一试。”并将自己的计划写成题为《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的意见书，呈送给时任南昌行营主任的何应钦。意见书中提出了关于碉堡政策的意义与办法，其作用将是“以静制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严密封锁苏区，加强对红军的包围进攻，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以上引文是事后回忆，不是“意见书”原文――作者注)。何应钦对他的意见大加赞赏，亲自作序印成小册子，发给各“剿匪”部队“细心研究，应时运用”。戴岳本人则在自己辖区内大兴土木，以至“碉堡林立，大者可容百人，小的也可住三四十人”，“计(上下)三层，用红石砌成，四面开有枪眼，并有侧防设备……内有充分的粮食柴水储备……红军曾多次围攻，均以无法接近而撤围退去。”以后，相邻各地“广建碉堡，也同样对攻守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直到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才将戴岳等在局部地区取得成功的碉堡政策加以提高发展予以全面推广。据说曾有别人也提过相仿建议的国民党将领为此争功邀赏，但后来成为蒋介石反共“副帅”的陈诚，1939年当面对戴岳说：“你的碉堡政策对‘剿共’起过很大的作用。第五次‘围剿’时，我们就是凭着这个碉堡政策，加上公路政策而取得胜利的。”

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的“围剿”决策者及参与者和别的研究者，也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语言持同一说法。这就说明，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的“有功之臣”根本不是外来的洋人，而是“正宗国产”的国民党将军们：何应钦、柳维垣、鲁涤平、金汉鼎、戴岳、晏道刚、贺国光、杨永泰、赵观涛和邱清泉、柳际明、路孝忱……(以上名单不分名次先后，仅据手头资料列举――作者注)。至于李德也说与他“对着干”的是他的同胞冯・赛克特之类外国名将，除了为了追求“戏剧性”，不无借名人以抬高自己之意。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刚够服役年龄的李德曾入伍当过小兵，现在居然在东方战场上，与自己当年的总司令各指挥一支大军对垒开战，就是打败了也不算丢人。其实事情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戏剧情节”，冯・赛克特更不是什么会神机妙算甚至呼风唤雨的非凡人物，他来华时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病歪歪的退役将军，仅因具有“老前辈”资格，才被蒋介石搬来当个牌位供供，以镇服国内外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