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翻译过来的不少，但很少有人提到他写的《论语私感》。据作者说，自己要写的是青年人“谁都能亲近的人生之书”。武者小路实笃说《论语》对自己来说，是生命之书，从13岁开始读《论语》以来，就一直受到那些话语的抚慰，自己不是《论语》研究家，而是从《论语》中看到了自己“生存
武者也坦承，实际上《论语》里也有些地方，自己并不感兴趣，但是他又说，“给予我们生活精神气的话比这要多得多，并且，它教给我们的东西比人生还要多。我想，孔子不愧是东洋第一位贤人。”“我并不是因为孔子那么说才尊重那些话，而是孔子才能说出那样的话，那么深刻的话，所以才尊重他。”另外一位著名作家和?哲郎则写过一本《孔子》，也相当有名，孔子在书中被称为“人类的教师”。
从明治维新到今天，日本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本研究或翻译《论语》的书问世。如果那是学者所为，似乎就没有什么新鲜，因为是学者的份内事。但如果是商人或者白领翻译的，那译者就一定是个“论语迷”，译出来的东西也就可能有了商人味。
“以《论语》经商”
商人们看中《论语》的，恐怕主要是调节个人心态和人际关系的那些话。他们的理解，早见于“口袋论语”。
“口袋论语”诞生于上个世纪初。和原本那些线装本的只有原文的《论语》书来比，那时的出版商推出了小开本的加上注释训点的本子，可以很容易地揣进西服口袋里，俗称“口袋论语”。这类书如《口袋论语注解》、《口袋论语注释》、《口袋论语句解》、《口袋论语新释》等等，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第一保险公司经理矢野恒太的《口袋论语》。
矢野恒太谈到写这本书的动机时候说，由于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东洋最宝贵的书（指《论语》）一个早晨就无影无踪了”，为此深感遗憾。自己感到“至少对公司里的青年的修养有好处”而写了这本书。这本书一下子销售了40万册，“礼赞《论语》之声骤然充满都市边鄙”。不仅如此，他的好友涩泽荣一（1840-1931）还成为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的人。
涩泽荣一提出“以《论语》经商”、“把算盘的基础置于《论语》之上”，即所谓“《论语》算盘说”。对此，有人以“君子言义不言利”来加以质疑。涩泽荣一则引用《论语・里仁》里孔子所说的“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来回应。子贡问孔子：“假若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好日子，怎么样？可以算仁道了吗？”孔子说：“哪里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涩泽荣一说：“要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帮助大家过好日子，就得有钱。”也就是说不能丢开经济来空谈政治。这一点往往为“道学先生”所忽略。涩泽荣一强调“孔子之教与富是一致的，为富不仁是不对的，实行仁义才能得到真富”（《涩泽子爵/活论语》）。
那么，经营中的“仁义”到底是什么呢？涩泽荣一说首先就要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他说：“我的事业是喻义不喻利，国家必须的事业，就把获利放在第二位，在‘义’上该兴办的事业，就干起来，手攥着股票，面对实际，谋取利益，把事业经营下去。”（《实验论语处世谈》）
为白领定做的《论语》
8年前问世的这本《论语》俗译，可以说是口袋论语的延伸。作者市侧二郎，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在广告代理店干过，又做过大学职员，指导学生就业工作，从事过人事工作，从长年研究《论语》和从事商业活动的经历中，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规则。1998年10月文香社出版了他的《活在理所当然中》，有书评说这本书使《论语》“作为现代生活的指南复苏”。赞扬作者把以古典闻名的《论语》拉到商务、工作岗位的交往、生活的场合中来加以注释，其翻译就与学者趣味不同，是从轻松潇洒而又现实的视点来解释这部古典的。
人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市侧二郎翻译出来的《论语》，像是他要向即将走向社会的学子说的话。他把“君子”翻译成“管事的”，将“君子不可小知，可大受”，翻译成“管事的别管鸡毛蒜皮，管就管大事”。翻译中还不时插进一些外来语和关西方言。
“子曰”之“曰”，或者译成“告诉我们”，或者翻译成“教导我们”，或者译成“劝戒我们”、“提醒我们”、“强调说”、“指教我们”，让孔子的教诲在现代生活中能够复活起来。作者是感到活在当今大变革时代实在不容易，仅依靠常识，有时会看错人生。深感大哉孔子，仰之弥高，困难之时，得意之时，都不要失去自我，做人要有自信。
一部《论语》，孔子面对的人物，既有国君，又有家臣，还有他的弟子们。不用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们的名字，对于市侧预想的读者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恐怕他们也懒得费工夫去认这些名字。于是，市侧对他们几乎一律加以抹煞。仅在很少的场合，让他们“出名”，子夏是其中有幸留名的一个。《子路第十三》：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市侧把这里的“子夏”，译成了“子夏师兄”：子夏师兄被派到分公司/老师教给他/不要急于求成/目标别定太小/着急反而不成/光打小算盘/就办不了大事情。
《论语》中有许多特定时代的概念。《泰伯第八》：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春秋时代百余国间，兴衰不齐，治乱无常，此为“危邦”，而彼为“乱邦”，君子何去何从，何以做人，孔子讲的是那个时代的生存为人之道。看似繁荣的商业社会自然没有危邦乱邦之说，但市侧却把这段话翻译成了现代青年的就业择业之道：老师跟我说，为了更懂得人，就得好好学/真心实意，为社会做点事/经营不稳定的公司，别进去/内部乱哄哄的公司，不如辞职/通情达理的地方，站出来干它一番/无法无天的时候，忍着吧老老实实/全都在踏实干活的时代/收入少没固定职业/是害羞的事/但是，全都在发愁的时候/闷头攒钱安居高官显职/就更不好意思。
这样一来，那《论语》就像是为了正在为找工作发愁的大学毕业生写的，那提倡“有教无类”的孔老先生，也俨然该到大学职业指导中心去上班了。日本的大学，指导学生就业是一项极当紧的工作，从学生入学那天，便开始了就业指导，还为此组织一系列社会实习，让学生早早接触社会，越是就业形势严峻，学校就越得为此大动脑筋。市侧多年和苦于求职的大学生打交道，他实际上是借了孔子的嘴巴，来跟大学毕业生们说话。
文化调和主义和日版麻婆
孔子毕竟活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没能乘桴于海，也摸不透日本人都怀揣什么心思。不过，如果读了市侧的翻译，再看看他写的解说，就可能觉得孔子莫不是“日本通”？《里仁第四》：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提倡的是少说空话，快做实事。市侧的译文是:老师告诉我管事的体会/报告，要抓住要点，简洁明了/业务，要麻利，干脆利索。
跟上司打报告，不容聊闲天；手疾眼快是日本公司的基本要求，磨磨蹭蹭难免要被炒鱿鱼。看一看日本超市的收银员，总是一副忙忙叨叨的样子，常要比我们北方超市的员工动作快半拍。读市侧的翻译，就好像孔子在进行职业训练。
如果说上面这种译法还不算是离题太远，那对《述而第七》中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翻译，恐怕就没人不说离谱。他的译文是:老师给我这样的劝告/男子的脸，要庄重/不要愁眉苦脸/小里小气，一张苦脸/就会让人小看。
在解说中，市侧引用了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的话：“男人的脸是履历表，女人的脸是收帐单。”原来一般日本工薪家庭，多是男人在公司里充当冲锋陷阵的武士，妻子则从丈夫手里接钱管家。年过不惑，那职场的升降荣辱，便都写在了男人脸上，而公司是不喜欢愁容、倦容、怒容的，因为那样会吓走客户。孔子讲的是人要有坦荡的胸怀，大概是市侧觉得这对日本娃娃们来说是要求太高了，结果转而让孔子告诫他们，自信的笑脸是职员随身携带的必需品。
从翻译学的角度讲，市侧做的事已经脱轨，不会得到学者的青睐。就是涩泽等人的《论语》解说，也早离开了孔子的期待。涩泽从《论语》中发现的“利义一致论”，也不是孔子对利义问题的全部内容。他们转述的孔子，是一个被用日本文化“调和”过的孔子。
这种“调和”现象，或者用日语来说，就是“混淆”，在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时屡见不鲜。大体说来，古代日本人大量接受中国文化，是至上而下铺开的。上层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主张全面汲取，整体模拟，在研究中也力避汗漫，务求精细；而下层民众则是由己所好，随意拿来，学者向民众普及的时候，也就投民所好，不顾其他了。结果，上层营造的外来文化冲击力，也就渐渐被分化和分解，最后留下来的则是看来不伦不类、不“中”不“日”的调和物了。那些与原来日本文化精神相冲突的东西也就部分被“混淆”掉了。以文体来说，上层学者写汉文，女人孩子写假名，后来就发展成夹杂汉文的“和汉混淆文”，日本人喜欢的部分被放大，不喜欢的东西就弃而不顾，似不曾有。到了这个层面，就没有或很少有“忠实原典”的意识，常常是以“流”为“源”，不问祖宗，文化产品也早和中国本土的东西“面目半非”了。也恰是这样的东西，加快了浸润的速度，让中国文化的影子无处不在。
以《论语》研究而言，时至今日，日本学者的著述，从版本到字句，都不乏精深之说。加地伸行就曾经指出，孔子主张的是节约型经济(农业经济)，而不是涩泽荣一所说的消费型经济(商业经济)。这根本的不同，在涩泽的解说和市侧的翻译中都被“混淆”掉了。被他们吸收的，主要是孔子对个人心态和人际关系的重视。按照加藤周一的说法，儒家思想的作用不在于刺激劳动者的劳动欲望，而在于调节生产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使其朝着有利于生产活动顺利发展的方向发展。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涩泽和市侧的调和或“混淆”，又都不能完全算是不得要领。
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对儒教在日本现代化中的作用争论得很热烈，但大家的目光大都集中在“上”那个层面，而对“下”的层面，即一般民众的接受，及学者向一般民众言说的内容却较少关注。这使我想起了日本的中国料理。尽管日本学者把中国菜、中国酒、中国茶掰开揉碎研究了个够，但一问普通日本人，大都只知有绍兴酒、乌龙茶，烧出来的麻婆豆腐也带甜味，让好开玩笑的中国人说那是糖浆味的。文化调和的力量真是不可小瞧。
如果把目光更多投向那“下”的层面，那我们的日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就会更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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