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书话”落户中国
对西方“书话”作品的介绍，周作人、叶灵凤都于有力焉，特别是叶灵凤先生有关“书话”的随笔，介绍了不少西方图书的知识。而他翻译了茨威格的《书的礼赞》，布列地斯的《书的敌人》，还有迪布丁的《爱书狂的病症》都是西方“书话”的名
而李霁野先生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自传体小说《四季随笔》（1944年在四川一个期刊上分期发表，1947年1月由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1985年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重版），其中很多谈书的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爱书人的文字。
建国后出版的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是绥青回忆他在帝俄时代从事出版事业的故事。叙述生动，有不少与托尔斯泰等作家交往的故事。同期朝花美术出版社还有《十九世纪俄国书籍插图史》（[苏]列别捷夫著，1958年），文图并茂，介绍了不少优美的俄国书籍插图，受到了爱书人的喜欢。
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国外书话”作品的出版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出版家塞尔夫的《我与兰登书屋》（1991年），美国藏书家爱德华・纽顿的《聚书的乐趣》（1992年6月），英国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书和画像》（1994年），都是作为“文化生活译丛”中的一种。同时还结集出版了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1988年）三集，普及了大量的西方“书话”知识，功莫大焉。而作为“读书文丛”之一，冯亦代先生的《听风楼读书记》（1993年）和董鼎山的《天下真小》（1984年），都介绍了不少西方文坛动态和图书信息。吕叔湘先生的《未晚斋杂览》，大家写小书，其中译介的几篇西方书话，都是别开生面，优美活泼。而董桥先生的散文灵润剔透，其中《乡愁的理念》（1991年）、《这一代的事》（1992年）都有精美的西方书话评介之作。特别是杜渐的《书海夜航》一集、二集（1984，1980）介绍了更多的西方图书知识。而对国外“书话”的介绍用力甚殷的还有恺蒂、钟芳玲等人。其中钟芳玲的《书店风景》（1999年），以优美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介绍了西方很多著名的书店，让读者一卷在手，卧游书林。
其他作品还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书评家和散文家费迪曼的畅销书《一生的读书计划》（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巨匠与杰作――毛姆论世界十大小说家》（1987年）等书。
“书话”图书出版的兴盛
随着读者对图书的兴趣日浓，“书话”图书的出版也出现了兴盛的景象。看国内出版社纷纷推出一套套国外“书话”文丛就很说明问题。
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的“脉望译丛”里就出版了理查德・德・伯利的《书之爱》（2000年），把西方“书话”的开山之作介绍了进来，老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里也推出了美国记者约翰・温特里奇写的图书随笔《书与人》（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又推出了一套6本的“人・书・情”系列：《烈火中的凤凰》、《保持个性与质量》、《假面文学作品》、《藏书旧闻》、《书赞》、《旧俄书事》，作者都是藏书家、出版家和作家，这一套袖珍本的“小书”，设计独特，内容丰富多彩，很是惹人喜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理想藏书》（[法]贝・皮沃，皮・蓬塞纳编著，1996年10月）是“《读书》杂志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各人阅读的书，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从1986年起陆续提出了一些专题的理想书目”，其资料详实，评述精当，对读者有不可多得的指导作用；同时还有江苏人民出版的大卫・丹比的《伟大的书》（1999年），都是优秀的著作。
此外，北京三联一直致力于西方书话图书的出版，先后出版了《20世纪的书――百年来作家、观念及文学――纽约时报书评精选》（[美]查尔斯・麦格拉斯编，2001年）、《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讲述《百科全书》出版史的著作）等作品，开拓了该领域图书出版的深度和广度；而国内的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也推出了加拿大学者和散文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2002年）和美国教育家莫提默.J.艾德勒和查尔斯・范多伦的《如何阅读一本书》（2004年），这都是享誉西方的读书名作，加深了我们对书籍和阅读的认识。出版后效果也非常明显，一年之内就加印了几回；而书商操作出版的美国书评家克利夫顿・法迪曼的名作《一生的读书计划》（海南出版社，2002年），通过加大量的书摘，把一本中等厚度的书变成了600多页的大书，而封面却用了《在家与书为伍》（该书不久将出版中译本）中英国图书专家尼克拉斯・巴可的古典书架的照片。而该书很适合普及图书知识，很快就成了广受欢迎的畅销图书；而用同一方式出版的《哈佛书架：100位哈佛大学教授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海南出版社，2002）也有相同的效果。这是书商适应“书话”的市场需求的出版行为的最生动注解。海南出版社还出版了亨利・波得洛斯基的《书架的故事》（2002年）等作品；近来活跃在出版市场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2005年)、钟芳玲的《书天堂》（2005年），重版了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2005年）等关于书的作品；中华书局也出版了美国作家尤金・菲尔德的名作《书痴的爱情事件》（2005年）；面对“书话热”的急剧升温，译林推出了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84号》（2005年），这本书是写以旧书为媒介，一个纽约女作家和英国一家书商之间20年书信往还的感人故事。在内地一推出，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短时间内不断重印，得到了可观的市场效果；随后重庆出版社推出了爱德华・纽顿《藏书之爱》和《逛书架》（2005年），前者是台湾爱书人陈建铭精心翻译的纽顿5部书话作品的精选集。
而好书并不一定受人瞩目，例如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塞蒙・温切斯特的《教授与疯子》（2002年），这是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OED）的传奇故事，写得引人入胜，跌宕起伏，十分耐读。可四千册的印量至今还未销完，可以说是一件令人慨叹的事。
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将推出汤姆・拉伯有关“爱书狂”的幽默小品《嗜书瘾君子》（2006年）和乌拉圭小说家卡洛斯・多明库兹写的人与书关系的小说《纸房子》，都会很精彩；巴斯贝恩的《高雅的疯狂》也在翻译出版中。
今年要出版的书话作品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塞尔夫《我与兰登书屋》的全译本，以及另外几家出版社的安妮・法迪曼的读书随笔集《藏书票》、卡森的《藏书考：图书馆的诞生与沿革》、巴特尔斯（Matthew Battles）的《图书馆的故事》等作品。
国内“西方书话”出版所存在的问题
我们简单回顾了国内“西方书话”出版的有关情况。可以看到如下问题：
一、选题重复，跟风严重：其实对西方“书话”作品的出版，可以有一个系统而不失重点的介绍，引领读者对“书话”有更深、更准确的认识。而现在许多出版社虽然知道“书话”图书这一出版热点，但没有系统而认真的研究和规划，反而一再重复某些好销图书品种的出版模式，一味仿制和跟风（例如什么《世界最伟大的书》、《影响人类的100本书》等等）。结果是市场充斥了不少华而不实、粗制滥造的图书。
二、秩序凌乱，缺乏系统：我们通过对西方“书话”作品历史发展和脉络的梳理，清楚地知道可以按时间顺序和作品的类型来有重点地、有针对性地出版西方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样既能有效地整合资源，又可以对读者加以良好的引导。而现在国内出版很多类似图书，反而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可见出版方对此没有一个通盘而长远的出版规划，结果是散兵游勇式的出版套路。
三、引进过多，开发不足：其实我们考察近年出版的西方“书话”作品，大多都是引入台湾现成的出版资源，可以占到现有品种的一大多半。不论是北京三联、商务，还是广西师大，译林等其他出版社的类似出版品多数都是从台湾引进的。台湾出版界的“书话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现在同时有几十种“书话”作品在操作运作中。这样引入的后果，在保证出版销路和有效竞争的同时，也降低了自身开发的意识和动力，而出版社的自我开发才是保证自身长远发展和创立品牌的根本之道。
四、基础薄弱，任重道远：我们翻开现有出版的西方书话作品后面的附录参考文献，里面列出的有代表性的书话作品，咱们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书。而且作品里津津有味讨论的摇篮本、阿尔丁版等有关图书版本术语，我们往往是懵懂无知，一头雾水。可以看出我们对西方图书知识的匮乏和不足来，这也成了我们欣赏“书话”图书的严重障碍。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当务之急应该多翻译出版一些西方的《图书史》和《书籍百科全书》的著作，以及《西方图书收藏指南》一类的指导性书籍（例如约翰・卡特的《图书收藏入门》、奥克特（William Dana Orcutt）的《书的王国》等有代表性的书籍），让我们好好对西方图书知识补补课。一直到最后能编撰出版我们自己的《书籍百科全书》来。
“我宁愿当一个住在堆满书的阁楼里的穷人，也不愿当一个不爱阅读的国王”，麦考莱这句话道出了多少爱书人的心声。人文学者伊拉斯谟也这样说：我一得到钱，首先就去买希腊作家们的作品，随后才买衣服。费内隆大主教说：一切皇国的王冠摆在我脚下来交换我的图书，我也会把他们全都踢开的。这些爱书人留下的斑斑可考的文字就是“书话”的最好作品，我们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划，自主创新，开发出兼顾市场和品位的优秀书籍，把它们一点点翻译出版，就是对爱书人最好的回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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